大陆分水岭回忆录连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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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的日子，生命的密度更大。回到城市的洞穴，安居一隅，却仿佛每一天都过得轻飘飘的。

2017年，奥斯丁。大陆分水岭徒步准备之际。我又读到了3年前写下的文字：

“每当被复杂的社会现实评价的时候，被纠结的人际关系弄得一筹莫展的时候，或是望着街上庸庸碌碌的人群而感到失望的时候，抑或是纯粹想念那山峰清泉丛林原野的时候，我常有一种幻觉：远处的群山，在召唤着我，所以我必须要回去。

可是，我的内心深知，我无法回去得太久。栈道是我的家，可是这个美丽而残缺的人类社会更是赋予我身躯和智慧的地方。栈道教给了我坚持，忍耐，和接纳的能力，这并不是要我在现实社会里愤世嫉俗，活得一筹莫展。相反，我认为健康的‘追梦’，能给人处理‘入世’难题更大的力量。”

事实果真如此吗？

轻飘飘的2016年，我安心谈恋爱，跑步，攀岩，爬雪山，学设计，然后更安心地分手。

离开男朋友的过程，简单干脆得吓了自己一跳：只是在争吵之后，在超市里闲逛，看到了一只白白的软软的小海豹玩具，把它抱在怀里。

小海豹咧嘴笑了。

在那一瞬间，我知道，自己必须走了。如果一只海豹带给我的快乐，大于一只男朋友的——那这段感情，值得吗？

回到奥斯丁的洞穴里，一切并没有异样。该写的文字继续写，德州大学的硕士学位继续念，跟朋友的聚会继续参加。

2016年的冬天，老板和我开着大车，呼呼地把一群学生拉到德州边境的Big Bend国家公园。孩子们在墨西哥浑浊的河水旁边祷告，愿神保佑一个在大学申请中挣扎的孩子。

我却在大河旁，听到了远方的风的声音。

离出发的日子越近，弦绷得越紧，仿佛轻轻一戳，气球就要爆破。生命的密度，在每一场旅途开始前，已经跃跃欲试地上涨了。

写论文、上课、教课之外，我没时间沉溺在网上刷大陆分水岭的信息。PCT时代对装备、徒步技巧、路线的理解，一直沿用到现在。惟一空闲的经历，是买来厚厚的大陆分水岭纸质地图，一页页地研究；然而又因路线太复杂、候补线路太多，只得把计划做个大概。

工作在四月停止。信教的老板娘转了4000美金到我的账上，女儿Gloria还做了个小采访，询问我关于大陆分水岭的问题。回望PCT和AT出发之前的两周，我还在餐厅端盘子，吸着厨房的油烟，对着光鲜的客户满脸堆笑。

每次临近出发之日，总有一两个用餐的客人问我：你最近有什么事，是我们能为你祈祷的？我会告诉他们，远方有山，山上有路，我要去走。那客人便会拉着姐妹的手，在餐桌上为我祷告。而我，只能为着一次次注定的巧合，错愕，感恩。

CDT, CDT, CDT, 想触碰你，却又收回手。你是在科罗拉多步道上的长沼和卫斯理和高原和冷雨和一张张沧桑的脸和被紫外线晒红的风和每日的雷阵雨和冰雹和松针的香味和银顿小镇的火车和圣胡安的蓝色湖泊的总和。从CT到CDT, 我又要重回那最初的起点，去画完这个圆。

在离开奥斯丁一周前的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爱上了一个陌生人。他被莫名的罪名指控，而我笃信爱的虔诚。梦无疾而终，醒来后我只记得那坚定的玫瑰红，大哭一场。

也许，半年前跟男友分手，只因为我是一个要出发的旅人，行囊里除了食物和水，塞不下更多东西？

我在日记里写道：

“昨天晚上，我在梦里爱上了一个罪犯。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却被卷进一连串案件之中；我在梦里坚信他所犯下的是正义的罪行。回到现实，我发现浪漫总发生在远方的路上。然而我从来都没能带着身边的人，走上任何一条长距离探险。这将会是我的最后一条长距离徒步线路，留给我的将会是一个永远的遗憾、永恒的空洞……”

我又看了一次《潜水钟与蝴蝶》。电影的末尾，主角抵达彼岸，万物归一，时间逆行。那些坠入海洋的巨大冰川，又被逆向镜头重组，从海水里绽放而出，融回了冰川的原样。

2017年4月30日。

我从奥斯丁飞到德州和墨西哥的边境小城厄尔帕索（El Paso），再从厄尔帕索（El Paso）乘上灰狗大巴。

汽车出了德州、进入新墨西哥的时候，我开始慌张。因为我坐在车尾，司机的喇叭又坏了，我生怕坐过站。从厄尔帕索去目的地的班车，每天只有一辆。

司机是个女黑人。三个小时之后，她转头大吼：“罗兹伯格！” 像是对我一个人喊的。

这之后的五个月，我再没见过一个黑人。

我下了车。罗兹伯格（Lordsburg）这一被西部遗忘的城市，在繁华的州际10号高速的身影下蜷缩着。

街道上不见一个行人，土坯房耷拉着“出售”招牌，惟一的食品店今天不开门。一个加油站、几个小餐馆、一家卖烟火的商店，灰尘在街上飞扬，垃圾盖翻开。背后是茫茫的蓝天和沙漠。

我去房车公园KOA登记“入住”，要了一个帐篷营地。然而这里沙土稀松，插不进地钉，帐篷根本搭不起来，价格却是隔壁旅店的一半。而且，这里根本不是我想象之中的徒步者的大本营；一个thru-hiker的影子都没有。

我孤零零地在房车公园坐下，纠结着去留。

半小时之后，我把背包里的东西摊在沙地上：帐篷、睡袋、睡垫、衣服。帐篷成了固定地铺的“砖头”。沙土飞到地铺上，睡垫吹开。“牛仔式”露营，我已轻车熟路。

灰头土脸的起点，没有帐篷可撑的国境线，也许就是这一切“丢盔弃甲”的开始吧。

半夜，房车公园有人在营地边窃窃私语，对这个直接躺在地上睡觉的小女孩感到不可思议。我睁开眼，北斗七星变换了几次位置。在这个徒步者、毒贩和穷困的居民匆匆而过的边境小镇，我把所有的“财务”摊在身边，招摇过市。

我并非毫无恐惧，但至少要做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才能真的为之后的惊慌失措，做预演练习。

我曾听过一种说法：每个人身上背负的重量，取决于他害怕什么。

怕冷，就背更多更厚的衣服。怕熊，就背上3磅的熊罐。怕喝脏水，就带上两三套物理和化学净水装置。怕饿，就在3天的脚程上带齐5天的食物。怕坏人，就背上卫星电话。怕死，就带刀带枪……

每个人，其实都是背负着他们所有的恐惧前行。身上携带的一切，只是我们无法割舍的最后的体面，和抵御假想敌的壁垒。

然而行走，终究是一个丢盔弃甲的越来越“不体面”的过程。

2017年5月1日。

罗兹伯格位于新墨西哥州东南角。从这里画一条直线，连结墨西哥边境，只有几十英里。然而要去边境线，必须开车在土路上颠簸4个小时，或是徒步4天。

凌晨四点。我从房车公园的露天地铺醒来，打开充气睡垫的阀门。睡垫放气的时候，那熟悉的“噗”的一声，像气球戳破、飘向天际的声音。

天还没亮，却不寒冷。我打包，吃早饭，一手拿着电脑，一首拖着登山杖，背上几十斤的大包，疯狂冲向镇子另一端的汽车旅馆Econo Lodge。

旅途开始第一天，我就差点迟到。

凌晨6：15分，Econo酒店的大厅里，站了十几个人。那胡子最长的男人，好似是个头头。他戴着遮阳帽，手里拿着名单。大家围城一个圈，睡眼朦胧，背包摆在墙边上。十个人里，四个男人有胡子，一个老爷爷已经把胡子剃了，还有三个女生。当中有一个，是我在2014年徒步太平洋山脊（PCT）时认识的松果姑娘。

那胡子最长的男人清了清嗓子。我本以为他要说什么“准备好了吗”“徒步愉快”之类的话，没想到他只是把我们安排到了三辆吉普车上。那男人叫做“雷达”，是大陆分水岭步道协会（CDTC）的志愿者，我们今天的司机之一。

我没有坐雷达的车，而是选择了一个名字叫“云”的姑娘的皮卡。车里只有四个人。

每年大陆分水岭徒步季开始之后，这家边境的小旅馆，总会在早晨六点钟格外热闹，因为这是CDTC“徒步专车”的发车时间。当天从国境线出发的徒步者，在这里统一上皮卡，颠簸三小时土路，前往美国-墨西哥的国境线。

这条“国境线快递”，徒步季节每天一班。几个月前，所有今年CDT徒步者便上交了120美金给大陆分水岭协会。这么多钱，不只是送我们去边境受罪，而更是在沿途提供了4个藏水点——4个人造的沙漠绿洲。头五天的线路，在荒凉的边境，没有一滴自然水源，只有干燥的堆满牛粪马粪的池子。大陆分水岭协会(CDTC)在沿途修了5个大铁盒子，里面装满桶装水。

我们要去的地方——“疯子库克”纪念碑——在一条国土局土路的尽头。疯子库克纪念碑是CDT的三个自选起点当中最难以到达的一个，却最为有名。

因为它有碑。

新墨西哥州东南侧的州界，其实大部分和德克萨斯接壤。挨着墨西哥的，只有很小的一段。疯子库克纪念碑就在那一小段上。纪念碑面朝东方，也就是墨西哥的方向。所以徒步者离开疯子库克、走回罗兹伯格的这一脚程，不是“一路向北”，而是一路向西。

开车的云姑娘是CDTC员工（她只有4个同事）。云姑娘去年刚刚走完CDT，而她在此之前，没有徒步过别的长距离线路。

云姑娘向我们重点介绍了第一个脚程的线路：有不少人说，这是CDT全线最困难的一段路。

我坐在副驾，尘土遮盖了挡风玻璃。我们停车，所有人在一个破败的教堂上厕所。四下无人，没有一个房子。

云姑娘说，若是你们愿意，也可以走这条公路回罗兹伯格。“直接简单，还不用研究地图。”

身后的加州老两口摇摇头：“我们可付了120刀的水费。”

回到车里，我问云姑娘对CDT哪一点印象最深。她想了想说：“我本是特别反对特朗普的，但是CDT的沿线州，基本都支持他。我去年走了一遍分水岭，看见了他们的生活状态，才更加理解他们的选择。”

云姑娘和雷达先是把车开到了第一个藏水点——这里距离疯子库克，刚好是14英里的徒步距离。雷达检查了签到簿，确认名字和人数，和老婆“秘鲁”把几个巨型水箱填满。

重新上路之后，我们果然在土路边，看到了三个被尘土盖住的徒步者。他们正在走向第一个水源。

三个小时之后，我们一行9个徒步者，站在疯子库克纪念碑边面面相觑，仪式感全无。拍照、道别、三言两语搭话。

“疯子库克”纪念碑，尖顶指向蓝天。

纪念碑旁边有一个简陋的铁丝网，网那面有一片绿油油的土地，有农田、有房舍，还有推土车在作业。

那就是墨西哥了。

一个调皮的小哥翻过了铁丝网，在墨西哥的土地上站了几秒，“没有什么不同”。

已经上午十点了。人们在纪念碑旁边的凉亭检查装备和水，相继出发。这头100多英里，我们要从国境线走回罗兹伯格。 

一路上路途颠簸、尘土飞扬，我的背包也在皮卡后面吃灰。灰尘本身是很干净的——但是沿途有牛、牛有粪便。这背包上占了多少牛粪里的病原体，我不得而知。

和我同车的加州老两口走了，轻装的小哥走了，松果姑娘走了。他们都出发了，向西，向北。

四年徒步，最后一场考试，开卷竟是这么简单，像沙漠的颜色一样土黄。

我深吸一口气，走进炙热的阳光。

第一天，几乎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一样的——14英里外的第一个藏水点。

我追上了松果姑娘。她说：“到了西部我才知道，原来可以看得这么远。东部的山林遮遮掩掩的，但是在这儿，同伴隔得多远，都能看见背影。” 她循着远方的一个小点，追去了。

天空很高，云朵很近。我走在沙漠的谷地里，周围山型高大，却仿佛跟自己没有关系。

我沿着没有小径、没有树木、没有水源的大地行走。

仙人掌的手臂有的细长，有的扁平，它们都开着深粉色的花朵。这是大地上惟一的红色。

一个蓝色自行车瘫在路边，不从哪儿来，也不到哪里去，好像一直就长在这土里。

我包里背着《百年孤独》。出发前熬夜阅读，也没能看完。我想知道那个吃土的女孩后来怎样了，她是不是也到了一条很远很长的路上。

我带了3升水，嚼着口香糖，觉得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蒸发，但每一根血管都在吸氧。

临走前我担心风，担心雪，担心一切。但是上路了，就好了。熟悉又陌生的风吹着我，比德州毒辣一百倍的太阳烤着我，仿佛有很多鸟飞在天上，但一只也看不见。沙漠熙熙攘攘的，喧闹极了，闹腾得只剩下安静。这安静只是人耳的评判，动物、心脏、回忆，都是要投反对票的。

如传闻中一样，CDT基本没有路，偶尔有一个路标牌，是一米多高的铁牌，上面一张CDT的标志。为了找这些路标，我专门背了眼镜，但因为自己太矮，戴上眼镜也无济于事。原来找路标跟视力无关，跟身高有关。我只好把眼镜收起来，专心研究手机里的Guthook地图。

他们说：走CDT，要有一双好眼睛。因为CDT的路牌就插在大地和山间上，每隔几英里才有一个。看到了，就径直走向它，别管什么“步道”。

因为根本没有步道。

早在1968年，联邦颁布了《国家步道系统法案》。这第一版本，只批准了阿帕拉契亚步道（Appalachian Trail）和太平洋山脊步道（Pacific Crest Trail）两条国家步道。

CDT虽然在1978年被《国家步道法案》更新版，划为第二批“国家步道”，实则联邦政府没有拨款一分钱。CDT穷困潦倒，修不起步道，只能把路线倒到荒漠里、土路上。

“你不给我们钱，所以我们也没法遵守你的法律”。比如，《步道法》里要求“风景最优化”，也要求CDT必须具有“景观价值”。可CDT没有经费把步道修建在风景更好的地方——因为风景好，常常意味着成本高。所以，CDT无法把步道牵引到真正的大陆分水岭上：能不修步道就不修；能不修到山上，就让步道从平原走；能在低海拔就在低海拔；能在沙漠就在沙漠。

反正我没钱，我任性。

另外，CDT经过的多是保守派的州，尊重宪法和美国奠基时代的“小农经济”，认为私有财产所有权应当被政府绝对尊重、保护。所以，住在分水岭的农场主和牧民们，不肯把自己的私有财产（即土地）割让给政府修步道。

“大陆分水岭”在这段沙漠的腹地，就是在一条条吉普土路上。步道设计师明明有山脊线可以走，有高海拔的水源和冷空气可以享受，却偏偏只能把CDT导入干燥沙漠里。

出发之前的半年，我没有任何体能训练。本来预定三月春假去秘鲁徒步巴塔哥尼亚，连营地都订好了。我从奥斯丁飞到了墨西哥、从墨西哥飞到了圣地亚哥，却被海关“驱逐回美”，原因是美国绿卡不能直接进入南美，还需要有签证。

于是，我坐了3天飞机，最后又回到了奥斯丁的床上。这一折腾，我把所有的体能训练，都交给了大分水岭。“徒步的最好准备，就是徒步本身。” 只剩自我安慰了。

2015年结束了阿帕拉契亚步道的徒步，我不仅没有身心俱疲，反而没折腾够。九月底跑了人生中第一个半马，十月初徒步了科罗拉多的四山口环线，十月底去了大峡谷完成R2R2R双重穿越，十一月连续两个周末去了犹他的反射谷、锡安国家公园、白蘑菇和郊狼谷。十二月在尼泊尔待了25天，徒步了ABC和EBC加长版。2016年，我在四月攀登了胡德山——北美最“杀人”的山峰之一，五月登上了沙斯塔，七月登上了亚当。这些都是太平洋山脊沿线的火山，非常经典的美国雪山线路。七月我在俄勒冈的PCT上徒步了一周，和好哥们李路猜测“出山之后是否世界大乱”。二月跑了第一个马拉松，八月份又跑了一个；五月份的时候，半马纪录已经是1小时42分了。下半年，研究生项目紧张了起来，我同时经营着两个工作，依然隔三岔五去攀岩。

这一切都在2016年冬天改变了。我的每个冬天，都过得萎靡不振。德州的冬天并不寒冷，日光也不算短，可我就是提不起精神。我去了波士顿，跟男友分手，再返回德州。

硕士项目、研究项目、分水岭的准备，一齐压向我，可我气定神闲地研究狼人杀、读英文小说，晚上睡不着，白天起不来，饮食混乱。硕士项目简单得让我失望，但我就是提不起兴趣写作业。研究项目我能迟到就迟到，能推脱就推脱。就连去巴塔哥尼亚、来大陆分水岭，我都是最后一步才策划的。

好在“被遣返”事件，给我敲了警钟。如果再不上心，这旅程都有可能无法开始、更无法完成。

也许是连续淘气了几年，累了。也许是知道还有一段长旅，想积攒能量。也许越来越任性，不想去做任何他人附加给我的东西。如果有人站在我面前，对我说“你一定要去徒步”，恐怕我也会反骨，决定干脆不去了，弃掉此诗，另起一行。

毕竟，没任何人想让我去分水岭，除了我自己。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原来我一直在“出差”。此刻，才是久违的“回家”。

这家不是轻易能离开的。这里没有门窗，没有锁，却圈住了我。

我此行“回家”的目标很简单：不受伤。于是，我每两个小时，便休息一下。补盐，补水。坐地拉伸。烘干脚丫。大力按摩。各种招数都用上了，依然从肩膀到盆骨、从膝盖到脚，全身酸痛。

步道非常平缓，基本没有升降。路面是砂石路、鹅卵石路，可谓是“脚踝杀手”。我偶尔能看到一棵大树，其余时间都是在干枯的河床踽踽独行。

还有一个大包，在土路上挪着。这是个老人家，背着用了50年的帐篷，看上去有70斤重的外架包。

大爷的脸被晒得焦红。

他说自己快没水了；我的水也只剩两口。

老人说，他并不是在徒步分水岭，而是要走去新墨西哥的圣塔菲。他花了两天，才走到第13英里。

我们到了藏水点，晕羊姑娘、松果姑娘是PCT上的老相识，已经在聊天了。加州夫妇也到了，在藏水点灌水。几个轻装的男子，在讨论着太阳落山之后，要再赶几英里路。大家核对着科州雪况情报，聊着“步道政治”，林林总总的谣言。

藏水点是一个铁箱，里面有五六个蓝色的大水箱、白色的加仑水桶，至少有50升左右的水。云姑娘曾说，我们今天这一拨人是今年最高的单日出发人数，所以未来几天，CDTC的志愿者们还需要给接下来的几个藏水点“补给”。

荒漠徒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是“魔鬼时段”。一般人在这时寻找一片惟一的荫凉，乘凉、睡觉、唠嗑、吃药，就是不走路。（此处的“药”指的是布洛芬一类的止痛药，有些徒步者把它们当糖吃，美名曰“维他命i”，因布洛芬的英文是ibuprofen。）

相对而言的“黄金时段”，是早上6-8点，傍晚7-9点，甚至更晚。这时候温度虽高，但没有阳光照射，体感温度降了不少。沙漠的夜晚尤其凉爽，清风正好，若不用这时间大肆赶路，就是暴殄天物、辜负了沙漠的“馈赠”。

在出发第一天的黄金时间，加州老两口说要继续赶路。他俩说要走CDT原路线，而不从众去走土路，因为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road walk”。

云姑娘曾经提醒过我们，第一个藏水点之后的这段路，“官方路线”跟土路完全平行，但比土路的难度大很多。具体难在哪里，她卖了个关子。

我受到加州夫妇的感召，决定跟风走CDT官方路线。没走几步，才发现这里是仙人掌遍布的小山坡。和美国西南部很多荒漠的地形类似，这里没有小径，倒是要翻越几个“世纪大深沟”。

人要承认自己为了“作死”而犯错，着实不易。我盘算着再不脱身，今晚睡垫一定会被仙人掌刺扎出洞，何况这路线就是绕着山坡摇摆，却不上山；不能进不能退，还没有平坦的路面扎营。

在仙人掌里纠结了半小时，腿上都扎满了刺球。这一折腾，直线距离没走出几十米，竟然还能看到藏水点的铁箱！

我乖乖退回了土路——土路就在山坡底下。我准备跟随群众雪亮的眼光，走最简单的路。

我光荣地浪费了傍晚地黄金时间，在七点半败下阵来，搭了帐篷。这是我两年以来第一次搭这个粗笨单人帐篷，竟有些手生。这个帐篷是我在PCT加州西耶拉时买的，奶爸说它“只是一个帐篷的概念”“像一个水母”。搭建这个帐篷，就像手磨咖啡的味道——是一个工程，一种艺术，而且每次形状、高矮都不一样！

几十米外，就是水源；几十米外，就是另一个人类。

我从未感觉如此安全。

第二天早晨，我在六点半出发。

四周无路，却好似处处是路 —— 沙漠的恩赐和残忍并存。耳朵里塞着王小波和韩寒的痞子气十足的语音书，脸上抹了两三层防晒霜，头上挂着沾了水的buff头巾。

小腿酸痛，影子渐短。

我熟悉的生活，又回来了。

张嘉佳说“ 总会有人对你点点头，贯彻未来，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韩寒《一座城池》里的兄弟们正在看一场火灾。

我脑袋中是游泳池，脚下是黄沙；心里是葡萄味汽水，冰镇可乐，口中是干燥的唾液；我的血管里是夏日午后的雷阵雨，皮肤上却是被晒红的开始显露脱皮征兆的晒伤痕迹。

还好我带了清凉药膏，可以敷在伤口上。

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温度飙升至100华氏度。在这个时间段徒步，除了找虐，更浪费水资源。毕竟，我们是把水背在身上的；水越沉，徒步越辛苦，耗水量越大。这时候最稳妥的徒步方式就是找个阴凉地儿躺下来。以无为而为之。

新墨西哥最南端的这头78英里路，被徒步者成为“Foothills”， 山脚下的平原。这里是奇华华沙漠（Chihuahua Desert）的边缘。

新墨西哥的水源只占地表面积的0.2%，多是雪山融水。这段路地势低矮，离高山很遥远，更没有自然水源。牧民可以向联邦政府申请许可证，在公有土地上放牧。牧民在这里“改造公有土地”，造井、造风车，把地下水压上来，蓄在直径两米左右的“水缸”里。

这些水缸是给牛喝的饮用水。它们的待遇，比人好多了。

没有人居住在这片foothills上。倒塌的房舍，木头和铁皮散落在地上。

2017年5月4日，晚上7：43分。

我在清晨7点出发，阳光已经开始炙烤大地。一辆吉普车开过，是CDTC的员工拉着一车饮用水，补给5个藏水点。

晚上7点35分，我在宇宙中心醒来。四下无人。

回望四周。山低云阔，灌木低矮，远方的尘土被风撩起来，好像要把什么讯息送到天边。除了几只野兔和蜥蜴作伴，我好似囚徒，被放逐到了世界的中心。

这里是哪里？睁开眼时，我竟有些晃神。我躺在自己的背包上，屁股和脚下没有垫东西，小腿已经沾满了土。

下午3点的时候，我翻过了几个栅栏，又从几个铁丝网下爬过，经过一些沾满牛粪的水桶、装满了盐的吉普车轮胎，寻找着地平线之外的CDT路牌。烈日灼人，没有任何蔽荫（几天里，经过的树可以用两只手数出来）。

我偏离了手机里Guthook APP上的CDT标准路线，但又发现在这沙漠里，任何路线其实都一样，知道大方向就行。找回步道之后，索性躺下，被蚂蚁骚扰，换了几次地方，等日落之后再出发。

半睡半醒之间，手机居然震动了。一看，四五个未接电话，多了好几封邮件。墨西哥国境线的LTE信号, 带来了坏消息：我的信用卡被盗刷了。

我苦笑着，想到两年前在AT上，也遇到类似情况——莫不是有人知道我要出来流浪，找准机会下手？犯罪分子用我的信用卡刷了几个晚上的五星级酒店，一些类似沃尔玛的商店，还有甜品店。愿这些来得快去得快的廉价消费，给TA的生活带来一丝丝慰藉吧。

给银行打电话，把事情解决以后，我拍拍屁股上的土，打算再走10英里。

迎着夕阳，空气渐凉，天空从金黄到桃红到深紫，几只长耳兔在前方追逐。沙漠的黄金时间，总让人眼大肚子小，有种能一直走下去、走到地老天荒的错觉。

午觉和信用卡事件的双重作用，让我义愤填膺，化愤怒为力量，推着我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疾行。此时已经傍晚8点，我估摸着要借着月光，走到午夜。

今夜陪伴我的，是萧红的《呼兰河传》。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天色渐暗，脚下的沙地一深一浅，日落、月升之间，兴奋转化成了落寞，再转化成了惶恐和孤独。

沙漠的黑夜，没有森林里的巨大黑影作假想敌，半个月亮把大地照得敞亮，四下空旷，旷野坦然，只有微风的声音，远处的高速路闪烁着微光。

我仿佛回到了3年前PCT南加州沙漠。

沙漠里什么都没有，除了脑中的海市蜃楼。我托着刚受伤的病腿，迎着早上11点的沙漠阳光，走进了菲利佩山脉。

这是南加州的4月，太阳已经很不要脸地炙烤着大地（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天的气温超过了华氏100度）。

中午，我找了块儿山脊侧边小得只能躺下一个人的空地，铺下睡垫，拖鞋解袜，撑开阳伞，倒头睡去。在这样的热浪里，“睡”是个比喻。

看到萨拉的时候，她已经精疲力竭地坐在一棵长得很可怜的约书亚树下。约书亚树不是树，而是一种兰属灌木。沙漠上怎么会有树这么奢侈的东西呢？

在下午3点的烈日中，我屁股一坐，灰尘尚不计较了，只为和萨拉分享那一块儿小得卑微的阴凉。我对圣菲利佩山脉和沙漠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萨拉问我还有没有水。我摇了摇自己的水壶，还有估摸着半升水。

我给萨拉倒了一半。

那天晚上，我生平第二次牛仔露营。露天席地躺在沙漠地表上，没有帐篷那层薄薄的屏障。蝎子毒蛇蜘蛛奈我如何；此刻我也是一株干瘪的沙漠植物，它们对我提不起兴趣。

看见萨拉是第二日的下午了。她头一日靠着我的三分之一升水，一直走到了午夜。她说自己爱在夜间行走。

萨拉在午夜1点钟，打开了沙漠的第三扇门。

圣菲利佩山脉，有7道门。这些与其说是门，还不如说是可以移动和关闭的栅栏。门有一个小栓，镂空，只能用人手打开；这些是私有领地的区分界限，用于圈禁沙漠上惟一和人类较为熟悉的物种：牛。

圣菲利佩的这7道门，是每个徒步者心念念的地标：打开第3道门之后100步，按指示牌右转50步，有“第三门藏水点”，埋葬新鲜桶装水数十筒。这和头一个水源点（高速公路下的藏水点）之间隔了20多公里。打开第6道门，意味胜利已接近：这里还有一个水管，里面滴着黄金一般珍贵的山泉。第3道门和第6道门之间，又隔了二十多公里。二十多公里的距离，就是沙漠自己评估的徒步考试题。能者，取水胜利，可以有继续徒步的权力，最重要的是能活下来。而对于其他人——除了你自己，没人能帮你。

后来萨拉说，那天她走呀走，走呀走，走到了凌晨一点，找到了藏水点。她在铁箱子旁边，抱着一大桶水，喝呀喝，喝呀喝。她跟老公经常走夜路。她不怕。

更后来，那个为了一口水而走到黑夜深处的她，离开了PCT。

再后来，就是她意外去世的消息……

那个萨拉，就这么蒸发掉了。像沙漠里的阳光一样。

像沙漠里的阳光一样，我的勇气也蒸发掉了。

半个月亮的光芒不足以点亮前方的路，于是我打开了头灯。白天时，为了看清CDT路牌，我偶尔要拿出两百多克的眼镜。（为了轻量化，我之前从未把眼镜带上步道。）可在这黑灯瞎火月黑风高的夜晚，连视力最好的人类，也只能沦为“近视眼”。

我听见远方的汽车声。艾米丽狄金森的诗里说：“以焦渴体会水，以洋流感知陆地”。那我现在，是不是在以人类的便捷、科技的发达、城市的拥挤，作为参考系，感知这并不太荒凉的荒野呢？

耳机取出，摒息听着周围的声音。大地如此喧闹，宇宙下着无声的棋局，我却踉踉跄跄地摸索着每一脚落下的位置，无暇兼顾。

突然，黑夜中一个巨大的物体，横在我的面前。

月光下，那东西十分可怖。那东西高一米，是个直径三四米的大圆圈，在前面空洞的黑暗中默立着。走近看，月光洒到圆圈内部 ——深黑色的仿佛是石油的液体，和液体表面张牙舞爪的漂浮物，让人心惊。

我打开Guthook确认位置：原来这是一处“水源”。 沙漠上，私人农场主向公家买地，获取所有权之后，必须依法“改良”土地面貌，包括引进地表水。这个巨大的水槽，估计就是农场主给马匹和牛的水库；当然，也有偶尔焦渴而绝望的徒步者，胆战心惊地把净水器塞满。

我的水不多了，但黑夜里的“石油”实在提不起我的胃口，便继续前进。

还没走出七八米，我又遇到一个路障 ——横着的铁皮栅栏。在这头一段脚程的4天之内，我估计翻过40个这种栅栏。它们有高有低，幸运的时候铁丝网上没有刺（当然，大多时候是不幸运的）。有些可以垫着脚尖，扶着木头桩，直接跨过；有些有“V型门”，可以通过人，不能通过牲畜；而大多数，只能采取下策 ——从最低一排铁丝之下，爬过。

我突然泄了气。匀速前进的时候，感觉飘飘然；一旦有了路障，黑夜的魔才更明目张胆。

犹豫不决时，黑暗中，突然传出声音。

“Hello, 那边有人吗？”

声音的来处没有头灯的亮光，月色中只能隐隐看到地面上的黑影。走进了，黑影点亮了头灯。地上散落的蛋壳睡垫、羽绒睡袋、杂七杂八的小包，和一个男性人类的轮廓，才正式显形。

黑影说自己叫做西玛尔（Himal），这是他在尼泊尔的时候，当地人取的名字。

我在月色中找了一块牛粪少一点的平地，打了地铺。西玛尔离我大概三米远，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西玛尔说话有口音，一问才知是以色列人。我们在黑暗里“相认”，得知对方是CDT徒步者之后，迅速交换了徒步履历：西玛尔走过以色列国家小径、太平洋山脊步道、在尼泊尔做过两个月义工，还学了当地的语言。他走完大陆分水岭之后，想回到尼泊尔，去走那条我仰慕已久的“大尼泊尔线”。

西玛尔没有订120刀的“国境线专车”，而是通过搭车和徒步，花一天走到国境纪念碑，再正式开始徒步，折返回Lordsburg。 他比我晚一天出发，但不走寻常路，手里拿着一张纸质地图，“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牛逼哄哄地在沙漠里穿梭野地。惟一的缺点是，这些“直线”都不经过藏水点。于是在过去的两天里，他把“最短路线”，改成了“两个藏水点之间的直线路线”，倒也超过了大多数人。

十一点，我在坠入梦乡的前一秒，还听见西玛尔在月夜里从“石油桶”里取水、滤水、洗衣服……

清晨，一种女性天生的直觉，让我比他先醒。我终于看清了周遭：漂满了浮藻的水桶，三米开外的大轮胎，十米开外的铁栅栏。铁栅栏之外，几批马驹好奇地盯着两个躺在牛粪之中的人类。马匹背后，是被朝阳染成粉红色的群山剪影。

我终于看清了西玛尔的脸。从黑夜里的一个带口音的声音，开始认识一个人，并且那么快速地选择相信他 ——也许只有在荒僻的长距离步道上才有这样的事儿吧。

小哥从坐起来，从铝膜套子中，变出一把尤克里里。

“Climb to the top look over the ledge

dance barefoot on a razor’s edge 

reach for the stars grab the tiger by the tail

but if I don’t try I’ll never fail……”

（爬到悬崖边，看深渊的远

站在刀刃上，跳舞垫着脚尖

手摘星辰，抓住老虎尾巴

你不会失败——代价是放弃冒险）

我打点行装，先于西玛尔出发。

最强力的针清醒剂，莫过刚走五步路，就要手脚并用地爬过铁丝网。七点的大地还没放弃昨日的余温，八点的骄阳转动烤炉按钮，九点的沙漠就开始烟熏路人，十点时视线开始被热浪扭曲，十一点的饮用水已经烤成热水……

十二点，我到达头100英里的最后一个藏水点。一早上没看见西玛尔，本以为他早已“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当他精疲力竭地出现在铁箱旁，我还是有些吃惊。

“走得太欢，忘了找水点，结果半路折返……”

“哦，我还以为你已经到了罗兹伯格了呢……” 我抓起一壶水就往他头上浇，小哥直呼大爽。

沙漠里，本就是不该有水的。即便有，它也属于仙人掌的根、约书亚树的茎、响尾蛇的血。沙漠里本不该有城市，本不该有灌溉，本不该有《宅地法》，本不该有七道门。美国人的祖先不同意，于是他们拦截了科罗拉多河的水，积攒了内华达山脉的雪，圈了拉斯维加斯的地，从波士顿和华盛顿迁徙到遥远的旧金山。大荒大旱大风大难，一当降临，便铺天盖地。

几百年后，又有一群不知足的人，偏偏要从墨西哥走路，去加拿大。他们当中最早的那一拨人，孑然一身，无人理睬。1970年代，西部的国家步道刚刚火起来的时候，每年也不过只有几个人尝试通径。那时候没有步道天使，没有藏水点，没有沿途的庄园为铺满风霜的人接风洗尘。那时候PCT的圣菲利佩山脉，水源跟水源之间不是隔着20公里，而是100公里——那时候的徒步者要学会听风和水的声音，辨认山谷的地形，碰着运气，才能在沙漠的几角旮旯里收获一点上苍施舍的水。

几十年后，徒步者的人数翻了几百倍。可是再没有人学会辨认山谷的形状、观察植物的变化，指着斜坡下面说：我觉得那里有水。

下午一点，华氏102度。

高大的英国巨人、加拿大黄刀叔、加州越野跑医生，都聚集到了藏水点旁边。

医生撑开阳伞，在仙人掌从中寻找一点微薄的阴凉。英国巨人跟西玛尔是老相识，相谈甚欢。

加拿大黄刀叔脸色不太对劲。两个小时前，我们在土路边，看着老牛仔和小牛仔们在做春季最后一次“套牛”，给牛犊的耳朵上贴“出生证”和“亲子证”。我从没见过套牛比赛之外的牛仔，对他们的工作细节一无所知，在路边看得出神。

好几天没有看到这么多活人、这么多车。黄刀叔走走停停，时不时回头看我，好似是在确认我没有被哪个牛仔“套”走。

在某个被废弃的水塔，我爬上梯子、试图取水，但是水位线太低，我的小短手根本够不到水，侥幸放弃。黄刀叔再次跟上来，确认我身体健康、没有被牛仔们“骚扰”或跟踪。我向他解释一切无恙，但小腿酸痛。他说药不能停。

可到了下午，需要“吃药”的人，变成了黄刀叔。气温一路飙升，西玛尔在黄土中跑得不见了踪影，英国巨人、加州医生、黄刀叔和我，在艰难推进这最后10公里的“进城之路”。

休息时，黄刀叔突然弯下腰，吐出了不少东西。加州医生做出了13种分析，从饮食到中暑都排查了一遍，确认没有大碍，可黄刀叔的脸还是白得可怕。

英国巨人掏出头巾，用水打湿，给黄刀叔套在帽子里，清凉头部。

得知黄刀叔身体虚弱、无力前进时，巨人二话不说，直接把黄刀的包提起来，背着两个大包开走……

英国巨人前搂后抱两个大包，竟有种乳妈背着俩个嗷嗷待哺的小娃的感觉。他是六尺大汉，抱着两个背包，重心好似升到了胸部，那里宽了三圈，好似要被“气囊”拽离地球表面。不是他在背包，而是包在背他。黄刀叔虚弱得很，感激的话说不出来几句，百感交集地跟在后面。

最后的五公里是高速路。在狭窄的路牙边，一把银伞、一个套着鬼子头巾的中年大叔、一个身高六尺背负双包的巨人。泊油路的热气升腾起来，我头昏脑胀，看着眼前奇怪景象，竟觉得有些不真切。

手机里显示，罗兹伯格当地温度是99华氏度。

罗兹伯格，我们又回来了。

科罗拉多小径，离开了丹佛，就是离开了。太平洋山脊，离开了圣地亚哥，就是离开了。阿帕拉契亚，离开了亚特兰大，就是离开了。惟有这大陆分水岭，让我们从一座风沙掩埋的鬼城出发，又再度回到这里。

我们四个人，蓬头垢面，灰头土脸，从罗兹伯格的“富人区”（也就是几栋还有人住的房子）一路进“城”。所谓城，也不过是10号州际公路旁边的酒店。这酒店广告里说游泳池全年开放，可事实是游泳池全年干涸。不过，绿洲干枯了，不算要紧。此时此刻，在我们四人眼前，那酒店从沙漠的地表拔地而起，悬浮在空中，四州孤立无援，岂不是一座海市蜃楼？

走进酒店大堂，发现还有活人，才知道眼前这一切不是梦。更真实的，是空调。绝不能假。我们一进屋就开始找地板坐。屁股坐了4天沙漠，不忍心把沙发弄脏。我去饭厅顺了两个苹果。

洗澡之后，当务之急就是把所有的装备都清洗一遍。净水器是一个瓶子套住滤芯，滤芯里的脏水也要用吸管吹出来。手机的三防保护壳拆开，用毛巾擦拭每一个死角。近视眼镜没有用上，壳子却铺满尘土。清凉油、防晒霜、多功能小刀、耳机、墨镜都被马粪和灰土“洗礼”过，不擦擦实在不能忍。更大件的东西，比如帐篷，直接跟我进了浴缸，和一堆身上脱下来的脏衣服，把澡盆里的水染成灰色。衣服要先过水一遍，才敢拿进洗衣机。毕竟嗨客（hiker）的脏衣服把人家洗衣机堵到瘫痪的事件，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睡袋、睡垫，不能洗，但要摊开，用酒精纸擦拭干净，再挂起来晒……

房间各处都挂上了我的装备。西玛尔看这阵势，默默地说：你真有一套，快把世界都占领了！

我心想，我们中华民族不早已经把世界占领了吗。

几分钟后，西玛尔好像受到了感召，从来不清理装备的他，竟然也开始刷东西。

“用不用刷鞋？” 西玛尔问。

我说，哥们儿你矫枉过正了。刷鞋是没有意义的，出去一分钟就脏了。他说，岂不是刷其他东西也没有意义。我无言以对。

早在2013年年底、我在准备徒步太平洋山脊（PCT）的时候，就读到《尤吉指南》上的建议：出发前一个礼拜，喝平时2倍量的水。“站在起跑线的时候，要确保你是个水宝宝，不然过不了几天，你就会成为一根干黄瓜。” 

《尤吉指南》这书，是尤吉（Yogi）女士搜罗新老嗨客的建议、结合她自己的经历，编写而来的，上面的话自然代表着群众的智慧。可我此刻躺在罗兹伯格一百多度的空气中，觉得提前喝再多的水，也没卵用。喝下去的水，在这干燥的空气中，好像来不及吸收，就蒸发了，或是变成了尿液，排出体外。每天喝四五升水，却不能解渴，更谈不上“清凉”。惟有在镇上，洗劫小卖部里的西瓜、桃子、樱桃，放进旅馆的冰箱。西玛尔买了啤酒，我皱皱鼻子，还是免了。

次日，西玛尔准备在午后出发。我本打算完成学期末的毕业论文，可魂已经被吸到沙漠上去了，电脑里敲了几个字，便又迅速合上。我打算去镇上走走。

镇子里没有主街。美国的城镇，若没有主要街道，就等于失去了灵魂。这城镇好像曾经像模像样过，但如今跟西域里考古的文物一样，辉煌不复。高速。贫穷。炙热阳光背后的污秽。离开的年轻人。我走过那家烟花店——据说州界上卖的东西，往往是邻居州不卖的“非法物品”。有几个人会从临近的亚利桑那、德克萨斯，来这个新墨西哥小地方买烟花？中美洲过圣诞绝，从来不见雪，常青圣诞树立在城市广场，那么格格不入。

一个卖烟花的沙漠小城，还能卖什么呢。越想越热了。

我进了小卖部。在冷冻货柜区，一个穿着灰白衣服的精瘦大叔，蹲在地上找东西。大叔衣服上的汗渍和尘土混杂，衣服说不清是白色、米色还是灰色，脸上皱纹深陷，目光里有很锐利的东西。一看就是嗨客。

一问才知，人家是个自行车手。他给我看背包，上面镶嵌着英格兰、苏格兰、瑞士、法国、荷兰的徽章，还有一串美国著名公路的徽章。他自豪地说，这些国家、公路都被他“穿越”过。而现在，他正在从加州圣地亚哥骑车去德州边境的额尔帕索的路上，就快到站了。

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地方，竟然处在多少人的英雄之路上。我想起了加州的卡宏山口，15号州际公路、一个麦当劳、一个酒店，再无其他设施，却有一个正在跑步穿越美国的瑞士大爷，出现在酒店的早餐房，让我、卡洛斯和奶爸好好瞻仰了一番。眼前的这个自行车手大叔，肌肉虽没有当年的跑步大爷那么健壮，却燃烧着类似的光亮。

自行车大叔是比利时人，已经是第三次来美国骑车了。他曾经沿着50号公路，骑过“马驹快递”古道（Pony Express），去年又从西雅图沿着西海岸南下，经过俄勒冈，骑到加州。

大叔听说过大陆分水岭走廊，知道有一条穿越分水岭的骑行线路，非常有名。的确，我们这条步道，经常被那条骑行之路的光芒盖过。大叔并不知道分水岭上还有步道，听说我们要走5个多月，下巴都掉到了脚趾头上。

“什么？您们走路？走路！咋补给？在哪里过夜？快来跟我说说……”

我告诉大叔了酒店房间号，跟他说我今晚还要在这里休息、西玛尔要离开，邀请他来蹭房间。一小时后，大叔推着自行车，进了房门。他给我介绍自行车地各个改装部件，从GPS到轮胎都如数家珍。

大叔一下瘫软在沙发上，瘦骨嶙峋又精疲力竭的模样，好似葛优的著名pose。我本想问他骑行的细节，他却扔给我一串问题，一个没答完，又得接着下一个——

“你们住哪儿？” “睡帐篷里，平的地儿都能睡，当然得选个舒服的、安全的地方，门道可多了……” 

“一次背几天的吃的？” “不确定，要看两个补给地之间的距离。按照一天走40公里左右来计算，平均3-5天补给一次，但是有时候也可以走60多公里……” 

“啥？60多公里？吃得消吗？！” “选轻一点的东西，算好水源之间的距离，就行了……” 

“你咋知道水源在哪里？” “有工具书，还有一直在更新的导航APP……” 

“啥？导航软件，这么先进！给我看看……” 

于是我给他打开手机上的Guthook APP, 把红色的主线、每个重要地点的“群众评论”，关于水源和营地的信息，都展示给他看。

大叔满目愁容：“你们放心这玩意儿吗？万一不准怎么办？手机掉悬崖下了怎么办？需要电话信号吗？”

我说：“也有纸质地图……‘雷地图’的边角印了往年嗨客的批注，但是那图不怎么准确；熊溪地图是官方地图，但那图包含的备选路线太少，官方线有时候太丑，没人走；数据书据说不错，但是用的人挺少；《尤吉指南》几乎人人用，但现在导航软件里的信息越来越全了，也渐渐没人买了……”

 “得了得了，太复杂了。没想到比我们骑行的屁事儿还多。” 大叔拿出了他的骑行路书，清晰的路线，明了的标识，还有沿线可以扎营的州立公园信息。

我说：“没办法，分水岭就是这么‘土’，毕竟联邦政府早就不给钱了，沿途这些州又‘红脖’得紧，能让路就不错了……”

不一会儿，以色列小哥采购回来了。他看见房间里有个陌生人，刚开始竟有点呛人。

音响里传出一首甲壳虫乐队的歌，比利时大叔问这是什么乐队。西玛尔讽刺道：全世界都知道这是Beatles的歌。

以色列代表队继续出题，列出了一大堆经典英文歌曲，要比利时代表队猜乐队/歌手名称。让我意外的是，比利时大叔竟然完全答对，而我自诩听英文经典老歌千百遍，竟然连皇后乐队的曲目都答不上来！

昨晚，西玛尔跟我去镇上吃了两个味同嚼蜡的披萨饼，回屋看球。NBA上演的是马刺对湖人，西玛尔是马刺的忠实粉丝。我说，我也喜欢马刺。他于是开始旁敲侧击地考察我是否是真粉。很遗憾，我对马刺地喜欢仅仅停留在“因为我初中死党也喜欢，所以我喜欢”的层面，跟西玛尔根本对不上话。

此刻，比利时大叔继续展示他惊人的美利坚流行文化知识，和西玛尔开始怼电影台词。从《低俗小说》到《教父》，一个23岁的中东犹太小青年和一个43岁的欧洲码农大叔竟然一字不漏地把表情和动作都演了出来，留我一个中国应试教育青年在中间瞠目结舌。

我举白旗了。美国流行文化、体育文化，的确是我的谈话百慕大。我瞅着大拇指上，已经起了个特大的水泡。西玛尔的注意力也转移到了水泡上。

“试试我的戳水泡独门绝技，包准无痛不发炎。”

没等我回应，西玛尔就去找酒精纸和针头了。他和大多数徒步者相似：带着几根针，用牙线作线。两个小东西，可以清洁牙齿、修补衣服、顺便戳个水泡。

西玛尔坐在我床边，给针头消毒，然后用针头戳进水泡，再从另一头戳出来。跟当年AT上大拇指指甲脱落的感受差不多——一点不疼。

脓水流光了，水泡就消了。我还听说过有人拿针头穿一根头发丝，吃透水泡的直径。把针头取了，头发丝还留在水泡内。穿上袜子，继续走路，头发丝会“打入了敌方内部”，不久之后脓液就会全线崩溃。不那么“难受”的方法也有，比如拿电工胶布，把水泡贴上。不过这办法治标不治本，还是扎针来得爽快。

西玛尔扎针完毕，得意洋洋地讨论起徒步的“种族属性”。他是中东人，大叔是欧洲人，我是中国人，都不是步道上的多数人种——美国白人。

但是西玛尔强调，走长距离徒步的人，本质都非常“白”，还说步道上的日本人也“白”，连我这个中国人都“白”。

我说爱徒步，跟种族不太沾边，倒是跟收入水平有很大关系。西玛尔不同意，他问为什么富有的中产阶级的黑人，也不太徒步？

这是事实。步道上的黑人、西语裔都很少。外来族裔当中，反倒是德国、日本两个前法西斯国家遥遥领先。

我想了一想，再度反击西玛尔的言论：黑人不来徒步，是因为他们的中产阶级群体太小。毕竟黑人的政治、经济状况改善，也就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他们可能一直没能有机会发现户外——抑或，户外本身就是白人的乐园，他们要与此划清界限。

“看看，又说回我的论点了吧？终究还是和种族有关。” 西玛尔不依不挠。

我说不出话来了。撇开黑人不来步道的原因，我为什么要来步道？跟我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是我内心的“白”，让我开始长距离徒步的吗？

西玛尔看我陷入沉思，娓娓道来。他说自己是以色列犹太人，但是拿着美国国籍。他在以色列服了3年兵役，期间攒了一点钱，退伍之后环游世界，从尼泊尔到缅甸，从太平洋山脊到大陆分水岭，拿着一把尤克里里，每天叩响房门，住在本地人的家里，竟学会了一些东方语言。

后来，为了“感受生活”，他故意去桥洞底下、公路旁边，找到一群合得来的美国流浪汉，和他们住在一起。风餐露宿也好，流离失所也罢，他觉得自己过着一种自由、主动的日子，坚持着一些信念，抛弃了一些习惯。

西玛尔说，我们现在进行着的大陆分水岭徒步，和这种“主动的流浪生活”，并无本质区别。

我早就意识到这点了。我们暴露在风中。脆弱，因没有“四壁”御体。强大，因往来无所可期。独立，因秉持极简本质。自由，因无人问津、可缓可急。每一个主动流浪的人，管他穿的是尼龙防风衣还是捡来的军大褂，住的是双层自立帐还是山里的洞，靠得是自己的双脚还是偷来的自行车——只要是他主动选择的生活，生命的笔就掌握在自己手里。

几个小时后，西玛尔出发了。我们从认识到熟络，从黑暗中的打招呼到酒店里的嘴架，不过三天。他选的路很野，速度也快，我们不一定能再见面了。

我给他了一个熊抱。他转身就钻进了沙漠傍晚的灰尘里。

自行车大叔带我出门吃饭。我本以为要下馆子，他却走到旅馆的侧门，找了一堵墙，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钛锅、一个钛盘子、炉头和气罐。接着拿出的是用ziplock密封袋装好的萝卜干，两包Knorr Rice方便饭，一个chilli罐头（墨西哥风味的咸辣肉末）。大叔直接蹲坐在地上，点燃炉子煮水、下米饭，再把罐头倒进去搅拌，撒上红萝卜。

我没地方坐，只能看着远方的天空出神。

大叔把锅递给我。“吃饱一点，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回到酒店大厅，英国巨人、加拿大黄刀叔、刚认识的缅因麦克大爷，聚在一起讨论第一段脚程的徒步。

缅因大爷满腿是被植物的尖刺划出的血痕，连裤子都撕破了。缅因麦克前几年已经走过CDT的一段路，不是徒步新手，然而在这次徒步开端就感到“前所未有的阻力”，甚至盘算跳过这一段沙漠的路。

加拿大黄刀叔说已经没有症状了，明天可以上路。我们继续赞赏英国巨人身背2包的光荣事迹，他却摆一摆手说，没事儿，我自己的包轻。

“你们想好圣胡安该咋办了没？” 有人问道。

大家面面相觑，没人说话。

圣胡安这个词，在CDT上代表了太多东西。它位于科罗拉多州的西南角、新墨西哥的西北方。这是一片平均海报超过了3500米的山脉，积雪到盛夏才会融化。2013年，我走在科罗拉多小径上，圣胡安就是徒步者口耳相传的圣地，是我们要去朝贡的乐土。我终究还是低估了它——圣胡安的雪，风，雨，山，都有伤人的能力。

“麦克，你跳过这段沙漠，还能去哪里？圣胡安的雪量是平均值的130%，你莫非要往雪里钻？”

大陆分水岭上的困境，与太平洋山脊类似——沙漠之后，便紧接着是雪山。出发得太早，沙漠里舒服凉快，科州的雪却都没化。时间窗口没算好，就要立即从徒步者进入登山者的状态。

为了应对雪山，我给自己准备好了冰镐、冰爪、雪鞋板。去年一年，我爬了胡德、沙斯塔、亚当三座雪山，每逢机会就把自己往雪里扔，练习滑坠制动。

可圣胡安毕竟不像攀登一座雪山那么简单——它是一片山脉，有顶峰，也有谷底。在山体斜坡上行走，下面就是冰冻的湖水和奔腾的河流；在林中行走，就是积雪覆盖的高高低低的死树路障；在空旷的地方行走，就是太阳晒出来的“雪碗”(sun cups)和盛满融雪的沼泽地……更别提这里的CDT是全线离“荒野”定义最接近的路段，“万径人踪灭”。冻伤、雪盲、高反、滑坠、迷路这些攀登雪山的老字号难题都会相继出现。

空调吹得大家都有点冷，我打了个寒颤。麦克回房之前说，算了，不跳了，还是待在沙漠里吧。

第二天，比利时大叔戴上自行车头盔，充满水袋，戴上太阳镜，拖着车子，走出门。他给我留下了个人网站地址，没说太多的话，跳上自行车，扬长而去。

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把房退了，拖到临近中午的时候，穿过州际高速，走向北方。高速另一头是一个麦当劳，我迟疑了一下，进去了。

麦当劳里坐着三个灰头土脸的荷尔蒙。我看出来他们也是嗨客，便点了甜筒和汉堡，跟他们坐在一起。和昨晚的几个“老年徒步者”不同，这几个年轻嗨客几乎不聊天，只是默默刷手机。

我趁着还有空调待遇，掏出手机，写了几句话，和一个我这几天一直在想着的人有关。

“不管是克里斯的偏执、狂野、愤世嫉俗，还是他的聪慧、早熟、敏感，抑或是他在荒野里的富足和孤独，在成长中的迷惑和果决，能让一部分人爱，让一部分人恨，却让大多数人都找到了相似点。所以，《走入荒野》是一部失败的纪实文学，因为加入了‘我’和‘你’。而因为这同一个原因，它也成为了全世界最成功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一部分人同情他，一部分人理解他，另一部分人甚至像成为他。”

这就是我在走路的时候，脑子里上演的戏，心里默写的论文。我对克里斯的感觉，充其量能说“不算讨厌”；所以，更需要给《走入荒野》的爆火，盘一点理由出来，才能修补自己的认知失调。

手机又响了，是外婆发来的消息：“右前方黑色的天空中，一个金色的小黄点，直向我的方向飞来——啊，夜航的飞机。我的左方头顶上，一轮大半个月亮，明晃晃地照亮了它周边地夜空，淡淡地白云旁边，一个眨着眼地小星星。啊，我看见地这个月亮，也是你在沙漠夜行时，照亮你路的月亮。我们好像隔得很远，又好像很近……”

我起身收拾行囊，在下午5点离开城市。圣胡安的雪还堆积在一千多公里之外。它不急着融化，我也不急着赶路。因为人们说，第一段这八十英里的“foothills”，是沙漠最惨烈的路段。过了，就会越来越“轻松”。

步道沿着公路出城，人车共行，几乎没有路牙。一个荒废的加油站，柱子上的红色油漆说“NO GAS” （没油了）。

我藏在草丛里，撒了一泡尿。可乐喝太多了，油水太满。

CDT官方的红色路线沿着高速一段，接着就偏离了，直指着东方地平线上的那座山。偏离的岔口越来越近，我用眼睛扫视右侧的旷野，却没发现小径。

岔口处，居然有铁丝围着。我把包解下来，推到铁丝的另一边，自己俯身趴在地上，爬到了铁丝网另一侧。

这条路真是霸道，还不等我们自个儿俯首称臣，它就先发制人，让我们下跪。

铁丝网另一侧，照样是没有路的。那条曲曲折折的红线，充其量是往年某个嗨客的轨迹，被CDT官方收集起来，作为“标准路线”，再被Guthook制作成手机地图。依然有土坡，依然有沟，只是没那么深了。仙人掌开出嫩红色的花，夕阳的光芒吃透花瓣，折射出千禧粉的颜色。

我在夕阳的余温里快速前进，不到九点便走了十英里。手机上的红线忽左忽右，我只挑目测的最简单的路走——绕开仙人掌，从最浅的地方下河沟，再从最容易的地方出来。

步道要把我引到那山里去——既然大方向已经掌握了，小碎步的走法就不必深究了。

CDT并不是一条成熟的线路，有大概30%的路段尚未修缮，借道公路、土路、野路。正因为这部分地区没有步道，所以每个人从A点到B点的路线、距离都会有偏差，故没有确凿的总里程数。再加上纷繁复杂的“选修路线”，走一趟分水岭，路程从4200公里到5000公里，皆有可能。

月光皎洁，远方传来郊狼的叫声。天色是最时髦的深蓝变浅粉，几只大鸟的剪影划过远方的天线。我在干涸的河床里，找了一块没有刺儿的地方搭帐篷。

第二天，早早收了帐篷，检查睡垫，依然饱满。我用的睡垫是自己用嘴吹出来的充气垫，不怕石子，就怕仙人掌的刺。扎破了，睡垫干瘪了，便会失去隔离地表寒气的能力。我家里的亲属们，对我走夜路遇到熊之类的轶事早已经免疫了，惟独不希望我睡在冰冷的地上，让寒气渗进身体里去。

我继续翻越更多河床，绕过更多的仙人掌。地上有死牛的白骨、啤酒瓶渣，惟独不见CDT的标志牌。志愿者把这段路的修缮也免了。

我只知道，我要去那座山，山里有会打水的风车。可山就那么笃定地坐在那里，对我的进犯既不欢迎，也不排斥。

我戴上耳机，是雷光夏的“向西去，去有风和沙的地方”。可眼前的景象，却没有应验歌词。走到山脚，突然觉得凉快了，风也小了。沙子依然在脚下，但没那么炙热了。地上有白色的花，粉色的花，还有奇形怪状的灌木。眼睛不干涩了，额头湿润了，人也就没那么渴了。

原来沙漠上的山，才是货真价实的“绿洲”。步道和一条吉普路交汇，循序盘旋。我居然看到了参天的杨树，在河床上空摆荡。这是几天以来，见到的第一棵树。

这里吉普路纵横，确没一个人。大地十分安静，远方的云朵聚集。

路把我带到了风车脚下。这水塔大概有十几米，估计是用风力发电，从地下抽水上来。水龙头一打开，清澈的水花蹦出来，我拿净水器的瓶子接满，又装了一个佳得乐瓶子，能撑到晚上。

一个身影在步道上摇摇晃晃，也朝风车而来。是加拿大黄刀叔。

黄刀叔的步道名是“牛铃铛”，可我嫌这名字不好听，执意要叫他“黄刀”。大叔儒雅地笑笑，“随你。”

另一个影子也来了。我从没见过他。影子自我介绍，名叫肖恩。他说去年是人生中第一次长距离徒步，就选择走大陆分水岭，还是南下（Sobo），难度不小。他在冰川国家公园附近扭伤了脚，不得不退出。今年肖恩选择北上，一雪前耻。

我们一起出发，林子越来越茂密，植物越来越丰富，乌云洒下了几颗久违的雨。路线进入了国家森林的地界，CDT借道于一条正规的步道——这也是我一周以来，第一次看见真正的trail. 

我、黄刀叔、肖恩三人，在步道上风驰电掣，开心得快要飞了起来。步道沿着山腰而行，有植被，但也不至于把视线全部遮挡；一会儿便能看到几米外黄刀和肖恩的身影。我感觉自己走在加州的菲利佩山脉，走在圣伯南蒂诺的峡谷，走在卡宏山口的风里，前面是卡洛斯和奶爸。

黄刀叔扭过头，说：This is amazing。是的，有山，有路，有树，有同行的人。

“这可能是你人生中最棒的一天。” 奶爸的话点燃了森林。

傍晚，我们三人在一起晚餐、扎营。雨后的云，被气势渐弱的日光染成粉紫和粉红。

黄刀和肖恩坐在我右边，穿着一个颜色的防风衣，带着一个款式的遮阳帽，活像一对父子。不过黄刀叔的头发很短，胡子也剃干净了；肖恩卷发浓密，胡子有脸那么长，像一个红色的萝卜吊在下巴上。

我脱下鞋子，西玛尔扎破的水泡已经消失了，脚趾头恢复原状。但小腿肚、膝盖后面，前几日晒伤的皮，已经开始脱落了，白色的死皮结痂，一抠就掉下来一片。

新墨西哥，是美国平均海拔第4高的州。海拔前三名，正是分水岭接下来的三个州——科罗拉多，怀俄明，蒙大拿。

别看沙漠灼人，以为这里就是死亡谷。新墨西哥的平均海拔有1700多米，最低点也高于阿帕拉契亚50%的路段，地貌和动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昨夜今晨，都下了小雨。早上起来，拳脚哆嗦，塞两根能量棒进肚子，把地钉上潮湿的泥土刮干净，西侧的平原上有一道彩虹。我和黄刀叔一路上山，看到了松树、杉树、橡树、仙人掌同框的画面。橡树在东部潮湿的低海拔森林里也有大量栖息地，此刻却跟高海拔的青松、沙漠的仙人掌配合在一起，再加上一只白尾巴鹿，绘制出一幅“高地沙漠”的交响曲。

前两天还在荒漠里打滚，如今却在针叶林里漫步。一天之内，我们从仙人掌到达了云端（Cactus to Cloud）。海拔上升到了8000英尺，衣服不知怎么穿才好。穿着一件长袖轻薄T恤、两件防风衣，又觉得热。脱了衣服，冷风飕飕地吹着汗液，冷得紧。

黄刀叔说，这是大陆分水岭的第一个大上坡。第一周，感觉被炙烤成了黄鱼，但基本都是平地。我为了向他证明实力，发动“中国小火箭”技能，China Rock变成了China Rocket。黄刀叔昨天走了27英里，上坡略微吃力，但总体速度居然跟我不相上下。

我向上走着。山顶是密密麻麻的针叶林，像极了科罗拉多小径和南加州的那些被我忘记名字的路程。

卡洛斯在我的前面。奶爸在我的后边。花和鲁多的笑声飘来了。悬崖捡起垃圾。杰斯特的摄像机对着我。马克哼着小曲，战歌姑娘配上歌词。闪电和大猩猩在猜谜。简岳送给我的防水衣裹得我冒汗。长沼的白色背影消失在冷雨中。萨拉在天空上飞着。

前面还有一千个人，身后还有一万个人。风在交换我们的谜语。

我感觉我经历了好几个人生。

2013年以前的日子，是我的第一个人生。

2013的科罗拉多小径，是我的第二“辈子”。

2014年的太平洋山脊，是我的第三辈子。2015年的阿帕拉契亚步道，是我的第四辈子。

2017年，此刻的大陆分水岭，就是我的第五次生命了。

我还会有“后大陆分水岭”“后三重冠”的时代。第六次生命。

用“恍若隔世”这样的词藻来形容我的处境，实在是过于虚无缥缈。毕竟，大多数人这一个“辈子”过得似懂非懂，却好似自己有好几条命，挥霍不完似的。

下坡本可以更加魔幻，但没走多久，遇到了一条公路、一个停车场。这地方一辆车也没有。一棵树的枝桠伸展开来，树杈上挂满了垃圾袋，还有一卷厨房纸随风飘荡。树下面放着10大加仑饮用水和一个绿色的水罐。

我和黄刀叔走进了，才发现这是一处大型步道奇迹，可以算是一个“驿站”。天使把站点布置好，东西各就各位，确保食物放在只有人类才能拿到的地方，然后离开，留下签到簿、急救箱、垃圾袋，定时来扩充补给品和善后。这里完全属于徒步者，任何东西都可以拿走。

这个驿站有模有样：有啤酒、冷饮、小吃、彩灯、书写板、急救箱。一个吊牌伸下来——“请保持公共卫生”。

这种驿站式的步道奇迹，最近引发了很多争议。很多人说，任何无人照看的食物，就是垃圾；人能取，动物也能。尤其是在有熊的区域，把食物放在野外，能让熊对人的食物产生依赖和习得性。一来二去，熊知道人是食物的来源，天生的警戒消失了，向人抢食、攻击营地、撕烂帐篷，非常危险。

黄刀叔把泡沫式的睡垫铺开，直接躺下了。他给我煮了热水，泡了速溶咖啡。

我和黄刀叔昨晚重聚之后，讨论该选哪条路。从罗兹伯格到下个补给镇银城（Silver City），有3种方案：第一，我们可以完全按照红线（官方路线）走，但是最后要在高速公路上走13英里，而且这是最长的路线——一共75英里。

第二，我们可以全程不走高速，抄近路，但是要走一条野路，而且这“坊间路线”并不在地图上，只是我们道听途说的。

第三，我们可以从罗兹伯格走49英里的公路，直接进银城。据说晕羊姑娘和松果姑娘已经执行了，不过这种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毫无吸引力。

我和黄刀叔决定走红线。

我们在这里有必要了解一下，“大陆分水岭” “大陆分水岭步道” 和“大陆分水岭国家步道”，其实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三条不同的线路。

为什么“大陆分水岭步道”不是大陆分水岭？简要言之：在真正的大陆分水岭上修建一条步道，在很多地方是不可能的。第一，山脉本身过于尖利陡峭，修建工作危险、徒步亦危险，哪怕可以修，价格也太过昂贵；第二，分水岭有时并不代表了沿线走廊的最佳景色，所以步道会“绕路”去其它景点转一转；第三，分水岭有时在私有土地上（虽然这在美国西部是比较罕见），所以为了免去跟地主扯皮的经历，CDT的路线尽量保持在联邦的公有属地上。CDT依然有500英里左右是私有土地，集中在怀俄明的大盆地和新墨西哥北部。

另一点就难解释了：为啥“大陆分水岭步道”不是真正的“大陆分水岭国家步道”？

其实大陆分水岭也是有一条明确的“官方线路”的，全名是“大陆分水岭国家步道”，简写CDNST。它全长3055英里，和本来的大陆分水岭高度重合。在我的手机APP上，它的颜色是红线。

然而，它只有一个问题：基本没有什么人愿意去走这条线路。

理由很简单：太长、太绕、有时候太丑。

所以，当我们一般提到“大陆分水岭步道”的时候，提到的并不是这条绕口的CDNST, 而是一个模糊的“走廊”的概念，也就是人们口中的 “大陆分水岭步道“。在这条走廊的上，每个人都会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大陆分水岭。

《尤吉指南CDT》在开篇即说明：这是一条神奇的线路，因为没有两个徒步者会走出相同的路线；你踩过的脚印，可能之后再无人重复。三重冠Lint说，他在沙漠里去上了个厕所，跟同伴约好集合地点，却再也没见过同伴——因为人家在沙漠里走“自选线路”了。

所以，大陆分水岭步道不存在所谓的“纯洁徒步”，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时间的紧迫程度、天气和大雪的情况来创造属于自己的路线组合。

两个月前，我订了最新版的《熊溪地图》。我拿着厚厚一叠的A4地图，把两百多页纸平坦在地上，排列组合，分类总结，最后终于东拼西凑出一个“张诺娅式CDT线路”。很多时候，选择并不难——哪条路走的人多，就走哪条。可当时的我，坐在德州暖和的家里，根本不知道到时候雪的情况会怎样、同伴们会选择哪条路。所以只能一股脑地制定好几种方案，把所有方案地地图都放进补给包裹。

向左拐而不是向右拐，向山上而不是向平原，通向地会是另一种风景、另一群同伴、另一种过程和结局。

我觉得这选择过于沉重，可它只是具象化了的人生罢了。因为在选择的当下，可能并不太难——比如此刻，我觉得跟黄刀叔走红线，哪怕要撵着13英里公路进城，也自然而然。

第二天，我们踩着深深浅浅的细沙，走出了一个河谷。河谷里的河床，有被洪水冲刷至此的树干，横七竖八。

我本以为黄刀叔在前面，便安心找了几块大石头“挖宝藏”，没想到方便之时，黄刀叔从三米之外经过，我大气也不敢出。后来追上他时，得知他找了个隐蔽处打了个盹。

河谷的豁口，有两户庄园；几只牛在草地上徜徉，尾巴驱赶着蚊虫。

大陆分水岭上最危险的动物，不是灰熊，不是山狮，不是郊狼，而是牛。美国每年有5起牛攻击人致死致伤的案例，这一数据高于熊和山狮攻击人致死数量的总和。而且，牛还是鞭毛虫等病原体的来源之一。被感染的人，轻则腹泻呕吐，重则死亡。很多在长距徒步界有名的速度冠军，都是以不净水闻名的。比如PCT曾经的速度冠军斯科特威廉姆森——他曾经在采访中说“自己病了好几次”，但依然不用净水器。回想起foothills的绿色牛水桶、遍地牛粪，我想我还是平凡一些好。

我和黄刀叔走出牛农场，拐上土路。土路的豁口，我们嚼了两根能量棒，面面相觑。

“准备好了没？”

“我简直迫不及待了。”

我们马上就要踏上CDT最危险的路段了。这危险的路，不是荒漠，不是雪坡。不是闪电击穿平原，不是山火燃烧大地，甚至不是怪蜀黍路上抢劫。

大陆分水岭上最危险的路，是高速公路。

走公路比走山路更难。难多了。除了汽车这种飞驰的铁皮杀人机器，除了单调无聊的景色，公路的地表还很单一。水泥地面，平整、坚硬。我们的每一次落脚，动作、触地面都大同小异，所以细微的走姿误差，会被无限的重复放大。山路就不一样了。山路的路面复杂，地表柔软、多样。石头分细沙、碎石、砖石、大石等等，石头种类从花岗岩到玄武岩到砂岩，连“泥”都分6种，不带重样的。所以每次落脚的着力点、姿势、方向、使用的肌肉等都有差别，能调动各种肌肉，训练反应能力，还不容易重复错误的姿势。

我和黄刀叔走到了迎面行驶的车道旁边。第一个小时，我们依靠着刚上公路的鸡血，走了4英里。之后的9英里，无比漫长。我们想出了一种“看谁能发现最独特的垃圾”的游戏，边走边打量高速路下面的宝藏。数到了十几个威士忌酒瓶、一只粉红色胸罩、一只车前视镜子、一只被撞死的郊狼尸体之后，还发现了两个坐在路边的活人。他们也是CDT徒步者，加入了我和黄刀叔的最后3英里。

我们研究广告牌，研究车牌来自哪个州，窥探路边的度假村。马路升高了又落下，道路向右又向左弯，曲线都变成直线，我们的脚也越来越疼——是脚底的那种钻心、生硬的疼，以往要在城里逛街一天才有的感觉，在长距步道上竟然那么稀少。

走到了银城的边界，我决定放弃抵抗，搭车最后这1英里。举起大拇指，第一辆经过的车就停下来了。黄刀叔不肯跟我上车，“一定要保持路线完整度”，我只好跟他约好在银城的麦当劳见。

车主大爷说，他每年夏天都去黄石徒步几百公里，已经坚持了几十年，算下来也走了超过25000英里的山路，竟是三重冠加起来的4倍之多！

出我所料，银城附近的矿业，出产的不是银，而是铜。

银城和新墨西哥其他的矿城类似，最先由西班牙人占领，再被印第安人争夺。印第安的阿帕奇人局势平静下来（被联邦赶尽杀绝）之后，美国白人才大量涌入，于1870年建城。

在过去的150年离，银城出国著名的江洋大盗Billy the Kid。他14岁成为孤儿，在21岁之前杀了8个人，越狱时还杀了两个监狱长。他被警察击毙之后，坊间传闻他并没有死，有好几个男人还自称“我就是Billy”。除此之外，银城还是暴乱、争端、矿工纠纷、工会、甚至女权主义的故事中心，也因为奇特的沙漠地貌和历史文化，成了众多好莱坞西部大片故事的取材地点。

我和黄刀叔并不急着赶路，便又在这里游荡一天。我在超市里买了接下来3天脚程的食物：方便饭、火腿片、奶酪、葵花籽和茶叶。随后按照《尤吉指南》的推荐，去了著名的diner早餐店，正看见缅因大爷麦克在吃苹果派。银城主街的窗户上，画满了城市的历史。这条街曾被山洪冲走；如今的街道是按照原街复制的产物。

我不甘心于只是走马观花，回到酒店旁边的麦当劳，又查询了一下银城的历史。这座城市和大部分美国西部矿业城镇一样，辉煌的日子早就过去了。铜矿供大于求，裁员、减产、关矿是近几十年的趋势。矿城的居民丢了工作，房地产冷却，餐厅倒闭，酒店只在大学毕业、嗨客经过的时节才有客人。最近几年，银城和大陆分水岭协会（CDTC）合作，举办了几期步道节。今年的这一期，就在我出发前3天，不幸错过了。

在银城休息一天，我和黄刀叔更加熟络。我们从同性恋聊到印第安人，从冰球聊到好莱坞，从Wild聊到Into the Wild。

黄刀叔今年58岁，加拿大土生土长，已经在“极光圣地”黄刀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大叔有4个兄弟姐妹，其中三个女孩都有精神疾病，有一个妹妹还因躁郁症自杀了。黄刀叔和他的哥哥却没有家族疾病的困扰，“精神正常，除了有时候会讲些冷笑话”。

黄刀叔致力于加拿大育空地区和北极圈附近某印第安部落的公共权益，创办了一个协助印第安政府自治的NGO。他说印第安部落里，性侵犯很常见，所以女性对男人很提防，可印第安大妈们却乐于跟黄刀叔开成人玩笑，还叫他“大老板”。黄刀叔熟悉美国各个印第安保留地部落的情况。他说新墨西哥的印第安自治区贫困率很高；纽因特镇子里有“自杀传染”；政府的补贴让印第安自治更加困难，酗酒、性侵、毒品问题根深蒂固。

黄刀叔有老婆，但从没听他提到过。他有没有孩子也是个谜。

大叔速度很快，每天凌晨6点开始走，晚上6点准时搭帐篷睡觉。我们处在今年整个徒步队伍的尾端，这让黄刀叔十分焦虑；另一件让他郁郁寡欢的事情，就是科罗拉多的雪。

我和黄刀叔之间，有的只是“你今天打算走到哪里？” “我去麦当劳找你” “等我去买一杯咖啡” “要不明天早一点出发” “试一试希拉河谷附近的温泉”之类的模糊约定。加拿大太遥远，甚至科罗拉多也太遥远；徒步者之间的暗语，只属于对下一刻的确定、对孤独的派遣。

我和黄刀叔一起离开银城。没走不久，便在小路尽头的贴牌上看到了一张字条：“通径徒步者——免费啤酒！可乐！咖啡！水塔之后的黑色吉普。100步。”

步道天使的名字叫“疯子乔”，他自驾穿越了加拿大，在黄刀镇听过音乐节；去年他南下俄勒冈，在太平洋山脊上“蹲守”两周，在嗨客经过的路口驻扎，为他们提供饮料和食物。疯子乔的吉普车后备杂乱无章，但都是好东西：法式咖啡泡壶，清洁剂，钛锅钛勺。

疯子乔表面看上去像一个到处扒火车的娶不到老婆的嬉皮士，实则做过军官、联邦调查员，在德国驻扎6年，新加坡4年。退役后他取得了法学院的文凭，之后又做了网络工程师，现在是一个“暂休状态”的专利律师。基本上把这社会里最精英的职位都占去了。

作别天使，继续向前。一对背着大包的情侣站在谷底。那姑娘自我介绍叫“灰鸟”，旁边的彪形大汉叫“木鱼”。

他们刚刚迷路了两个小时，“去探索了一下新墨西哥潮湿谷底的植被丰茂”。灰鸟的腿上被荆棘划出了血痕。

我们摸索着山谷里若隐若现的步道，去寻找希拉河的水声。

这个山谷隐蔽、湿润，听不见河流，却能闻到味道。我们沿着“之”字形的步道下坡。树木高大，杂草丛生，石头上有苔藓，还有藤蔓缠绕于谷底。

走出一个豁口，绕过一棵巨大的杨树，眼前豁然开朗。

一条小河静静流淌着，河水大概有十五米宽。一个人站在河里钓鱼，鱼线飞向水中。

这就是传说中的希拉河谷了。十几天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自然水源——它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沉静和宏大。

我们好似进入了一个“异世界”。到处是树，到处是水。

沙漠成了上个轮回的事情。

谷底比想象中宽阔许多。除了河滩、杂草、倒树、被洪水冲至此地的杂物，还有各式各样的尖刺植物。两侧的岩壁不算高大嶙峋，但也有屏风的功效，把这个谷底世界跟外界隔离开来。

希拉荒野区（Gila Wilderness）是全世界的第一个荒野自然保护区，先于1964年《荒野法案》整整40年创立，如今都快100岁了。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大地伦理”创立者利奥波德，正是希拉荒野区的创立者之一。

美国的荒野区数量多、面积小，各个土地机构分开管辖。黄石荒野区、奥林匹克荒野区、死亡谷荒野区等等，正好跟国家公园重合。其他的荒野区，独立于国家公园甚至国家森丽体系存在。虽然如此，美国本土荒野区只占国土总面积的2.5%。

来到希拉，我才知道为何这里先于黄石、死亡谷、阿拉斯加等，成为全世界的第一个荒野区。几个小时以前，我还走在沙漠的语境里；如今一个峡谷，一处裂缝，把大陆分水岭上的雪引到我面前，不合时宜，又天衣无缝。河谷、深坑、洞穴，都是自然而然的“荒野”，因为他们不合人情，难以到达，也不容易走出去，是最天然的“桃花源”。

在希拉河谷，我们永远不用担心迷路，因为只要溯溪而上，就能够到达希拉热泉补给地。

谷底腹地没有小径，我们必须循着浅滩，逆流而上，时而踩水，时而踏沙。

河水拐弯的时候，内弯和外弯的力差，让一半的河水深不见底，另一半成了浅滩、小冲击平原。

静水流深；河里水花越白，水流越浅，下面的石头越多。

黄刀叔走在我前面，木鱼和灰鸟在我后面。过了一次河，久违的加州老两口也追上来了。

第一个过河的人，总是回头张望，看到身后的人都安全过河了，才会继续走。河滩上、树丛中，地表杂乱，往往是大家一齐开路。到了河边上，又会乖乖地排队成一溜，或是寻找合适的路线，依次过河。登山杖加长；个子高的人探路。

水位不高，只到膝盖，最深的地方齐腰，感觉差一点就要漂起来。

我在心里默默计算过河的次数。下水之前，所有的装备都要“防水化”。手机和证件用密封袋装好，睡袋密封。即使人跌进水里，也不会有大碍——至少不会落得在PCT上弄湿护照的下场。对抗河水需要一股狠劲：丹田发力，立定站稳，有3个点控制住，再奋力抬脚。最安全的方式是逆行于水流的方向，向前倾斜身子，更好用力，防止被水流从身后“扑倒”。

最难的地方，往往是上岸时分。有时候是河道弯曲，我们穿过浅滩，要走到深水区上岸。深水区的河岸被河水切割成60度的沙堆，有时候要拽住树杈，才能走上岸边的高地。若一直留在河水里，不上岸，也是可行的，只是速度会慢许多。

河谷里没有日落，但天黑得更早，下午五六点，水就开始凉了。岩壁的阴影面积越来越大，红色的光芒越来越弱。加州老两口跟我和黄刀叔一起扎营。

今天过了57次河，听说希拉河谷的后半段，还得有100多次。

我把tyvek底布铺在柔软得细沙上，换上了从AT上继承下来的人字拖。只有大脚趾上的水泡，提醒着我沙漠并不遥远。

河谷的夜不潮湿，但冷空气都沉积在狭窄的通道里，我被凉醒了四五次。这里没有光污染，银河透亮悠长，比沙漠里的还要壮观。

“当我面对这无人的戈壁，我抬头望见你……你看到沙洲漫漫点点荒绿，你看到一个人变老然后死去……别想把黑暗放在我的面前，太阳已经生长在我心底……太阳，我在这里……”

从河谷攀援而上，加州老两口坚持走“正规路线”，黄刀叔则跟我另辟蹊径，爬到了公路上，踩着马路牙子进“城”。

黄刀叔总结道：我们走了200英里，最“软”的路面是水，最硬的路面是泊油路，最热的时候5天要靠人工藏水点，最冷的时候一天泡水50多次。

希拉温泉并不能算是一个城镇，充其量只是一个度假村聚集地。一条主街、一个小卖部Doc Campbell，仅此而已。

我从小卖部领取了第一个补给盒子——奥斯丁的朋友果然按照我提前写好的“说明书”，把盒子寄出来了——里面除了四天的食物，还有久违的洗发水。我用洗发水洗了澡，在小店附近晾干了泡水2日的鞋和鞋垫，搓了脏袜子，也把它们晒在草地上。

希拉温泉两处温泉农场，养了牛、羊、马，客人可以在房车里过夜、租用小木屋，也可以在“CDT嗨客营地”搭帐篷。温泉彻夜流通，有好几个池子，恒温100华氏度；还有冷水池。冷热交替，舒张血管，消除疲劳。

我和刚认识的“瞬时”姑娘找了同一个池子。水池里还有一个话痨大妈，年轻时候是个飞车党，骑哈雷摩托和男人横跨美国，沿路住帐篷。大妈和她的男友在工作中相识，两个人同时爱上了白水漂流，同时辞职，后半辈子在同一个公司当漂流向导。

温泉农场的看守大爷也跑到我们几个半裸男女旁边凑热闹。大爷说，今年的CDT徒步者人数比去年多了一倍，“目前还算乖，好养！” 毕竟CDT算是美国长距步道里“老兵”最多、徒步者平均经验值最高的步道了。平时除了聚众吐槽，我们大都很守规矩，不抽烟酗酒，不私闯民宅，不在城市里大声喧哗。太平洋山脊和阿帕拉契亚步道上，据说还有被居民用枪轰出家门的醉汉。新墨西哥是保守州，我们的下一个州——科罗拉多，是美国第一个合法化休闲使用大麻的州。也许到了那里，情况会有不同。

补给日的傍晚，七八个徒步者、背包客，围坐在度假村的露营区长椅上。四种不同的炉头，五种不同的帐篷，七嘴八舌。有个姑娘是第一次独身远游，开着小丰田，在美国西部的州立公园走走停停。她看上去很快乐，对旅途很自豪。我们这群嗨客让她惊奇，不过她已经“见多识广”了，知道自己走出城市，并不比我们走进荒野更容易。

我感觉右脚的脚背有些异样。昨天过河的时候，可能是鞋带绑得太紧了。流水灌满鞋子，鞋重了三四倍，压迫着脚部得神经，血液不通。

我知道这种肌肉炎症并没有大碍。但晚上试着穿鞋，竟发现伤那块根本碰不得。若是穿上跑鞋，鞋舌头抵着那地方，一阵疼痛；不碰就没有任何感觉。我才知道温泉让炎症加重了，责备自己的愚蠢。

我想到还要走三天水路，脚步的压力太大；加上还要应付谷底的复杂野路，石头、野草、死树，不是明智之举。

于是我研究了《尤吉指南》，默默决定放弃希拉河谷底部的水路，改走一条“高线”。这是一条悬崖顶端的步道，可以俯瞰河谷；道路规整，脚应该更容易应付。

日光减弱，黄刀叔已经钻进了他的帆布帐篷里。明天再告诉他也不迟吧。

博物馆门外。

“黄刀叔，下一段路我得改走高线了。得养伤。”

我本以为黄刀叔会惋惜地跟我道别，毕竟他是多么喜欢希拉河谷啊！

“没问题，我跟你一起走高线。”

我在原地怔住了。

我跟黄刀叔一起徒步，不过一周时间。两个人一起走路，没签合同、没立契约，互相照顾当然很好，但不能完全放弃自主性。黄刀叔性情温和，情商很高，平时善于倾听、乐于助人，跟他一起走路不愁没有话聊，十分愉快。但与此同时，他的依赖性也很强：所有地决定都要我做；我是什么节奏，他也就跟着适应。

我已经发送了几次暗示，表明我想按照自己地决定来走，也希望他能遵从他自己地计划和步伐。两个人互相独立、但也互相照应。

可目前看来，黄刀叔已经把我地计划，当成了他自己地计划。

我头脑中同伴的样子，不是每个路口都停下来等我或者问路的人，更不是从不贡献意见、一味跟从的人。

前路还很长，加拿大还很远。我们难道要一直保持这种关系走下去吗？

黄刀叔见我表情变了，也有点错愕。

我走进了印第安洞穴国家纪念碑；黄刀叔也把包放下，跟着进去了。

这国家纪念碑名叫“希拉崖壁遗址”（Gila Cliff Dwellings）。解说员让我们扶着栏杆，循序而上。公园1300年左右，Mogollon印第安部落在希拉河谷地岩壁里面开凿了7个大间、50多个小房间，供祭祀、集会、居住使用。这7个岩洞房间只使用了30年，就被印第安人遗弃了，原因不得而知。

解说员说，一同消失的，还有开凿洞穴的Mogollon印第安人。有人说它们向西融入了Hopi族，向东融入了Zuni族。

我走进了最大的崖壁房间。这里光线很暗，楼梯很陡，连风也静止了。洞穴深入岩壁十几米，高大规整，最大的“房间”竟让我想起了小型的剧院。

我沿着扶手走下来。黄刀叔在我身后。

我转头看着他，劈头盖脸就问：如果我在补给地休息两天，等脚伤好，你是不是依然会选择等我呢？

等待的界限在哪里？是不是该考虑hike your own hike了？

黄刀叔没有说话。

我们看完遗址之后，走到博物馆里取寄存的背包。黄刀叔给了我一个拥抱，眼睛里有泪。

他不等我反应过来，就走开了。

黄刀叔真的走了，我才发现自己的“独立宣言”是多么尖锐的利刃，让他再不敢靠近我了。

博物馆门口的护林人还在招呼着新的游客。希拉的太阳依然火热。只是我好像身在此处，又游离在另一个时空。

我看不见黄刀叔了，但也不想上路。

我想让这桥坍塌得更彻底一些。

我在游客中心里转悠，翻翻书。考古学界打架很厉害，各流派对印第安各部族得融合、迁徙，印第安人得起源、“白令海大陆桥”理论，美洲人走上历史舞台得时间，都是众说纷纭。

加州老两口在外面的餐桌上铺开午饭，分享给我一根香肠。我拒绝了。

加州大妈说，希拉岩壁是美国最难到达的国家纪念碑，在国家公园体系之内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如此云云。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又进了博物馆。

博物馆中间有一只墨西哥狼的填充标本，实体大小。标牌说墨西哥狼很大，最重的能到80多磅。它们在这个地区出没，以家庭为单位，两到六只不等。标牌还说，野生的墨西哥狼对人没有攻击性，但可能“好奇”。

我翻开博物馆里的书，一本讲植物的，一本讲动物的。图中间有一只巨大的“希拉河怪”，这是一种很罕见的爬行动物，体型是一般蜥蜴的二十多倍，像一只小鳄鱼。希拉河怪的身上有蛇一般的黑色条纹、红黄相间的点，看上去甚是可怖。

我又翻到另一页——这不是我跟黄刀叔在路上撞见的小野猪吗？

我走出了遗址，经过一座石桥。河床很宽，希拉河小心翼翼地流淌着，水量不大。桥下冷飕飕的，好像AT上经过的每一座有流浪汉居住的桥，但觉得这里格外遥远，格外冷清。

野猪跑了，希拉河怪藏起来了，人们瞻仰遗址然后离开，黄刀叔也走远了——他会走河谷，还是走高线呢？

我终究是一个人了。

走上高线，没想到前面还有个一瘸一拐的身影。是和我同一天出发的丹第。

丹第受伤了。他休息了四天还没好，走路速度很慢。看见我，丹第喜出望外。两名伤员在高线上挪着。

我的伤很轻，基本不影响徒步，只是速度慢了点。因为还在想着黄刀叔的事，这次我打算绝对不当坏人，好好带着丹第走。

没想到，到了高线和河谷线的分岔口，丹第却说要下河。我本以为他会一直走高线，这样我就能带他了。

“河水很凉，对我的脚有好处。” 他说。

其实我知道，丹第选择走谷底的原因之一是他没有高线的地图。如果走高线，就需要依赖我指路。二是他并不想“拖累”我，怕会减慢我的速度。

这跟我离开黄刀叔的理由是一样的。

我和丹第在路口告别，交换电话号码（但是谷底并没有信号）。这一下河，他的速度会继续放慢；如果稍有闪失，再走上来会很困难。我询问他粮食的储备状况，问他还要不要布洛芬止痛片。他很不安，很害怕。惟一的宽慰是走河谷路线的徒步者很多，走高线的人只有我一个；照顾丹第的人应该不少。

又是分别时刻，一次比一次沉重。我们紧紧拥抱一下，他就走开了。

我边走边找脚印。有没有黄刀叔的？

我追着卡洛斯和奶爸。我抵抗着绿色长廊和卡塔丁。前一次是在PCT上从众飞奔，后一次是在AT上踽踽独行。

一次是过于依赖群体，对落单充满恐惧。另一次是过于坚持自我，离开了马克、闪电、大猩猩、杰斯特等靠谱队友，去追寻虚无缥缈的爱情。

一次是一英里一英里的追逐，每天走的路越来越长，速度越来越快，我也从“艺术型”徒步者变成了“运动型”徒步者。一次是只想居住在自己的头脑里，任谁来唤，我也不出去。

从墨西哥走到加拿大。南，北。白，黑。被放到这巨型的版图上——地理上的，生理上的，心理上的——人该怎么行路，才是正确的呢？

高线循着悬崖边上走，让我一直攀援着某种边界。站在高线上俯瞰四周，我不知道自己离真正的、地理意义上的“大陆分水岭”是不是更近了，但这里的风，的确是要更狠、更劲一些。高处的仙人掌自顾自地开着花。鸟儿自顾自地飞着。也许就在我脚下几百米的地方，一群和我怀有相同目的的同类，正在谷底踏水溯溪，逆流而上。

四下只有我一个人。我不知道前面有谁，更不知道身后有谁。左顾右盼，瞻前顾后。

晚饭是泡面加花生。这里虽不是沙漠，“黄金时间”也是成立的。饭后再走一两个小时，甚至三四个小时，已经是我养成的习惯了。

即使是黑夜中行走，总有平地能让我露营，总有溪水能解我的渴，总有月亮能照我的路——没有月亮，就依靠头灯，和黑熊冰蓝色的眼睛。睡在河畔的鹅卵石上，陡峭的悬崖边上，高速公路后边的厕所上，高原暴露的草甸上，都是可以的。目前为止，这些我也都经历过了。

可为什么还是这么冷寂呢？

我继续前进。前方不一定有温暖，但站在原地一定是无济于事的。

高线是一条修缮得近乎完美得步道，然而谷底、大陆分水岭目前为止的大多数路段，都没有这种“奢侈”的成型的小径。小径是人修出来的，不管是几天前还是一百年前，总有人站在这里，用手挥动锄头，用脚踩实土壤。他们留下了步道这一成型的“建筑物”。这些修步道的人，可能是现在离我最“近”的人了。

我站在悬崖上，往谷底看。眼前的景象让我震撼：希拉河层层叠叠，仿佛是顺着神奇的力量，升上了山。不对，那群山之上，是水流来的方向，不是它的归处。

河水的高处，就是徒步者最终要去的方向。或许还有几个瀑布需要“翻越”，有一些岩壁需要攀援。但此刻在我眼前，那河水也要上天似的，围绕着青山，忽隐忽现，越攀越高。

阳光从我的左边撒过来，那是西边、太阳落下的地方。河水是从北方来的。

就在这时，好像有什么声音，从我的右边传来。我周围都是悬崖，前方是深谷。向右寻去，竟发现悬崖上有烟！

我不信邪，退到了步道上，换一个角度，竟发现悬崖边有火堆、一个帐篷。

我沿着步道后退了几十米，帐篷和炊烟消失了。

他们藏得极好——在步道上看不见营地，在临近的悬崖上，反而是可以看见的。

我喜出望外，沿着悬崖的方向找过去，果然有一个帐篷、一堆篝火、两个人类。

他们是一对来自德州的小两口，竟是德州大学奥斯丁的校友！

他俩在谷底徒步了三天，今天刚刚攀援上来。明天，他们要开车去大峡谷；再过几天，他们要去犹他州，再去旧金山。

那姑娘说，他们策划希拉河谷的徒步，已经好几年了。这是他们俩最向往的目的地，地位甚至超过了阿拉斯加和黄石。

那男生说：“德州只有一点好处：在新墨西哥旁边！”

我把帐篷搭在他们的不远处。

第二天，德州夫妇很早就出发了；毕竟还有十几公里的路、几百公里的车程去大峡谷。地上没有痕迹，他们好像从没来过这里。

这天希拉地区阵阵冰雹云飘过，阴阳交替。我穿着防风衣，外面套上雨衣，又热又冷。

雨衣是长沼从日本寄来的，“祝贺我开始徒步大陆分水岭的礼物”，也是我心仪的款式和颜色。可它实在不透气，捂出了热汗，没待蒸发，一阵冷风就吹过来了。我戴上雨衣的帽子；一会儿太阳出来，上坡时身体又过热。不得不把帽子摘下来，或是把衣服脱掉。如此七八次。

还好是长沼送的衣服。这衣服提醒着我4年前在圣胡安山脉的一次严重失温，最主要原因就是没及时换下被冷雨打湿的衣服。长沼仿佛在说，送给你这件雨衣，就是为了让你把它脱下来。毕竟让人冻死的，往往不是寒冷的空气，而是比空气更冷的湿衣。

高线并不全在高处。它又把我带回谷底，让我最后一次穿过希拉河。我努力搜寻谷底的人气，可四下无人；倒是在湿脚过河之后，看见两个正在下坡的男子。他们只是来这里过周末的路人。

路人走远了，我才懊恼自己刚才忘记问他们，是否见过别的分水岭徒步者。不过也好，我不用去期待谁，去追赶谁，或是害怕谁了。

我权当高线是我一个人的。大家不喜欢高线，因为这里海拔高，要爬升两次，还没水。比起高线，希拉河谷谷底当然更诱人：景色好，水取之不尽，还是平路。

我想着冰雹中在谷底走低线的人们：那里暖和吗？过河会不会有危险？丹第现在怎么样了？黄刀叔在哪里？

我走上“飞机梅萨”。梅萨（mesa）是西班牙语，本意是“桌子”，常在西部代表高地沙漠拱托而出的平顶山。既然是山顶，虽然平坦，却无可依靠。树只有两三棵，草全是黄的。冰雹砸下来，冷风刮下来。若是天气变得更糟糕，电闪雷鸣，连躲避的地方也没有。冰雹常常是雷电的预兆。

飞机梅萨的终端是一条土路。土路带我穿过另外的土路。仿佛这些路只是冥冥中的巨手画下的棋盘，棋子早就撤走了，下棋的人也离开了，空留得棋盘线条，横七竖八。我读布莱森的《林中漫步》，才知道美国林中的土路竟是全球第二大的“道路系统”。这些路常常是做林业的用途，偶尔有钓鱼、野营、山地车、背包客的爱好者取道，去一些只有很少人听说过的地方。只是此刻，这些人好像也都不见了。

傍晚，我坐在冰雹刮来的冷风中，吃了一顿“冷饭”。手冻僵了，张不开指头，索性找了棵树，从背包里翻出了羽绒服，套在雨衣里面。呼出热气，背后的汗水和灌进脖子得凉风互争高下。

寂静无人。有音乐声从远方传来。

仔细一听，原来是自己耳机里放出的音乐忘关了。

现在我真的是一个人了。

我在日记里写：

“每一次徒步，都会有一个类似父亲的人物出现。CT上是长沼。PCT上是奶爸。AT上是杰斯特。CDT上，也许就是黄刀叔吧。”

走在高线上，我想起长沼在科罗拉多小径的终点，小心翼翼地把用胶带保护好的项链取出来，对我说‘祝贺’；我想起奶爸把湿漉漉的帐篷铺满木桥，划出一道彩虹；我想起杰斯特提醒我对感情要谨慎，不要让简岳来步道上找我。

父母在我3岁那年，就从我身边离开了。几十年之后，我仿佛也重来没在他们的人生中出现过：妈妈要四处打听，才能知道我走到了哪里；爸爸第一次读到我徒步的故事，是从报纸上。大学时期，我几乎从不回家，一有节假日就到处流浪，回纽约市只是为了坐飞机。直到我晒成高原红、背着大包打开家门的时候，母亲才知道我去科罗拉多步道待了一个月，走完了全线。

妈妈在美国，我有10年没见过她。爸爸在北京，我在重庆大渡口读小学，在成都读中学，倒是能每年跟他见面一两次。爸爸会带我去武侯祠，去新华书店，告诉我“人要多读诗”。他倒是不给我买唐诗宋词，而是清一色的新诗。听家里人说，父亲年轻时才华横溢，初中就能写小说和戏剧，高中、大学尤其喜爱外文诗词。后来我三四年级就开始写新诗，初中的时候800字作文能一韵到底，也是受了他的影响。

跟父亲独处的时光总是奢侈，因为独处半日只是陪他应酬的贿赂。他会带我参加各种饭局，见这位老板，那位专家，觥筹交错，烟雾缭绕。八岁开始，外婆给我办理无人陪伴手续，我一个人飞去北京找他过暑假，他却也常是把我寄放在亲朋好友家里。我跟七八个小孩成了发小，白天去大院里抓蛐蛐，晚上睡在一张床上。那时候我跟爸爸在一个城市，却见不着他；我极其开心，只是在多年以后，才觉得异样。

有时候父亲也会到四川出差。有一次他站在教室的门口，对我做了个手势，让我过去，给我戴上一条中国结。我回到座位，脸上炙热，心脏猛跳，跟做错事儿一样，不敢看周围的目光。我猜大家是嫉妒我的，没人为我的情况惋惜。

毕竟在那个年纪，那个年代，有个经常消失的爸爸，该有多好啊。

《走入荒野》里得克里斯，偏激而完美主义，容不得父亲身上得瑕疵，愤然出走，人间蒸发。而我得成长同时缺少父母，没有仇恨和愤怒，只有隐隐作痛得空虚——一种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如果拥有又会如何的空洞。他们从来就不是我的树洞，更不是我的大山。

我是我自己的树洞和大山，弓箭和船。

我是在钢化百货、马王菜市场附近的重钢根据地长大，外公外婆都是北方人。外公十几岁就在党里做机要工作，是被调到重庆来的；外婆则是扬州国民党某副官的大小姐，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家道中落，逃难来的重庆。他们都说着一口北方口音（外婆的父亲也是河北人），所以我从小说着极其标准的普通话，重庆、四川方言是上学以后才学会的。

因为被退休老人抚养长大，我的周围没有什么玩伴，上学之后才知道怎么捉迷藏。父母在外地工作、父母离婚，又是大渡口小学里的惟一一桩。再加上天生双下巴，两半还不是规整的对称，被同学在数学课上说“人不一定是轴对称图形”，张诺娅就是特例……

因为种种境况，我从小便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既然是我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既然轻而易举就跟别人不同，那么就把这种“特殊”当成是某种天赋，继续放大这个“优点”，总归能美化某种残缺，叫心里好受些。

标新立异、离经叛道，在我的字典里，都不是反义词。世界向左，我偏要向右。越是没人走过的路，我偏要去走。他人的生活轨迹，我不想重复。被人嚼过的思想，说过的句子，预判过的规则，我嗤之以鼻。对与错，优与劣，若不是经过我亲自实验，都只是可正可负的灰色。我是一颗无可救药的顽石，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自以为能把自己漂去崭新的远方。

生命像石子入水后的波纹，四散开去，或是离弦的箭，不知道落地的点。

缺失的那一切，拉扯着我，让我极其信赖某种温暖。

不同的那一切，隔离着我，让我极其相信“独立”，相信路只能一个人走。

天平时而偏左，时而偏右；我的选择也时常摇摆，物极必反，矫枉过正，从没正中过红心。

也许昨天把黄刀叔逼走的，就是右边那种不近人情、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人的温暖和善意而带来的反应。路上的人们都把我当作女儿或者妹妹来关怀着，可惜天性里的自我防御破壳而出。不了解“完全的爱”，自然也无法相信它、接受它。为了避免自己“被”离开，我则选择先走一步。

斯科特尤里克（Scott Jurek）在它的书里描述过冷漠的父亲、常年生病的母亲，和他成名之后常常想起父亲说的话——Just do it. 他说自己热爱疼痛，在奔跑中挑战极限，把每次切肤的阵痛都当成活着的证据。

仿佛“杰出”的影子，便是残缺。

我把帐篷搭在土路边上。再少一点羁绊，让身体变得轻一些，也是理所当然得吧。

第二天，很久没见过面的缅因大爷麦克出现了。他和以前一样，嘴上说着自己已经在“快要退出CDT的边缘”。上次是被沙漠热的，这次是被冰雹冻的。

平原上的风太大，我没法张口说话，反而成了优秀的倾听者。麦克大叔说缅因的黑熊如何不应该被掠杀、自己帐篷结露是多么烦人、下一个补给地“派镇”补给盒子的地址搓了、圣胡安山脉的雪，等等牢骚。

天空湛蓝，大地宽阔，四周都看不见林子，却有绿草、河流、水坝，提醒我早已离开了第一周的foothills。

麦克和我走进了一片林子。他说今天遇见我很开心，又突然不想退出了。我不敢给大爷什么期望；好在他比黄刀叔更独立。我们保持着自己的速度前进，休息、吃饭的节拍，总合不到同一个点上。我认为这是件好事。

步道连着国土局的一条土路，天高云阔，山脉在很远的地方。那土路像极了某些照片上的“美国最寂寞的公路”；群山虽远，我知道自己也要走到里面去。按照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计算，两三个小时就能走到山脚下了。

周围是绝望的黄色草原，没有树木，甚至没有灌木。我不知道这草是不是从来没有绿过——最后一场雪毕竟是不久之前的事情，夏天又迫在眉睫。白头的黑牛在草原上徜徉着，一切都是慢镜头。

风力十足。天苍苍野茫茫，一路向北，去寻找远方的田野。才发现远方不远，就在眼前。我把音乐音量调大，节奏要快于双腿的步伐。

音乐声音太大，竟然没听见身后有一辆车。车开得很慢，离我只有三四米了，我才回过神来。这是一辆林务局（US Forest Service）的车——联邦政府的车。开车的护林人问我有没有水，需不需要佳得乐。我拿了一瓶橘子味的。

黄昏，我终于走到了山脚下。同一条土路，把我们带到了林子里。

缅因大爷已经先于我半小时走进了林子里；他喝着蓝色的佳得乐，感叹脚已经在土路上走疼了，不愿意再走了。

我继续前行。一只鹿从林子里闪出来，在公路上凝固了两秒，又奔进土路对面的林子里。有土路，动物过“街”是极其容易的。不像高速公路上，总要给动物迁徙修一两坐专属天桥，意思意思，避开动物保护组织的臭鸡蛋。

林子里都是杉树，像极了科罗拉多小径的林子、南加州的山岭。土路旁边陡坡高耸，我不知在哪儿能找到平地扎营——这路像是时常有汽车通过的样子，扎在旁边自然是不安全的。何况来到这里的若是本地人，车里多半是有枪的。

越走越远，天色渐暗，道路拐出一个急转弯。急转弯的地方，反而有平缓的林地；这也正是Guthook APP里指出的今天的惟一水源。

已经有一个橘黄的帐篷立在那拐角处了，我放下了心。

扎营的男孩名字叫Ben，看上去比我还小一两岁。我坐下来和他吃了第二顿晚饭。Ben还在上大学，所以比我晚10天出发，但每天都如同机器一般全速前进，已经超过了很多人。我、丹第、松果、晕羊等在5月1日出发，已经算是今年徒步队伍的尾端了。再晚一点出发，沙漠会变成火葬场，北国的第一场雪会在几个月后拦住去路。分水岭的时间窗口，毕竟只有四五个月。

Ben说他走得这么快，正因为不是通径徒步者。他说自己马上就要离开分水岭，回他自己的爱达荷老家，去走另一条叫做“爱达荷百年纪念步道”的线路。

我心里一惊。白天时，麦克还跟我提到过这条步道。爱达荷也有一部分在分水岭上；在平原上的另一部分盛产土豆。让这条线路闻名的，在于它是比大陆分水岭更“野”的一条路，总共900英里，几乎没有成熟的小径，且每年行走这条路的人极少，不超过30个。

如果你对美国的北方感兴趣，便一定不会对爱达荷百年纪念步道经过的这些地方陌生 ——锯齿荒野区（Sawtooth Wilderness），弗兰克教堂-无归河荒野区（Frank Church – River of No Return Wilderness）， 苦根山脉（Bitterroot Mountains）， 三文鱼河（Salmon River）， 蛇河（Snake River）。以上这些地点，大都是能看到灰熊的；这样的地方在美国只有很小的几片，最出名的是黄石。科罗拉多和加州的灰熊早已经被猎杀殆尽，只剩黑熊了。以上列出的地点，其苍凉、广袤程度，要比分水岭更进一个等级。毕竟分水岭名气大，虽不便于交通，也有很多人慕名前往。爱达荷就不同了——极北之地，一年中只有两个月没有雪，河谷和高山交叉，沙漠和雪山平行，像是把南岳的岭古搬到了干燥高寒的地方。我对Ben的探险精神肃然起敬。

人在丛林里，总觉得天色暗得早一些。Ben给我指出水缸的方向，我走过去时已经天黑了。这水的颜色冰蓝冰蓝的，比沙漠中藻绿色的水看着有亲和力一些。我皱了皱眉头，没有取水。虽然有净水器，我还没有培养出在喂牛的水缸里取水的勇气。

Ben的东西很少，背包看上去跟书包一样大，帐篷也是超轻的帆布篷，没有底。我找了块离他不太远的地方搭帐篷，可惜地是斜的。听说今晚要下雨，暂且凑合着吧。

凌晨5点，开始断断续续的雨夹雪。我在海拔8000英尺的地方，羽绒睡袋让我又热又冷——脚冷，全身其他地方热。这温标20华氏度的睡袋已经陪我走过了5000英里的路，脚部的羽绒已经不饱满蓬松了。

我又睡着了。

我梦见初中的学校。被子潮湿，叫早灯如闪电一般划过黑夜。四个女生爬下梯子，面对四个大脸盆。

这楼好像不太稳。一个女生说，汶川地震的时候没塌，中午抢饭的时候没塌，已经不错了。

梦中的我很焦虑，怎么也找不到笔。我每天一定会用完一管满满的签字笔笔芯。找笔很重要。

接着，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去“回”型走廊的尽头考试。在外国语学校，英文大考是有口试的——这是我的强项。然而今天，我们要去参加的口试，竟然是地理考试。更奇怪的是，地理老师并不露面，让我们在一个房间等着。

我第一个走进去，里面是一个电话。电话前面放着一张纸，是一道数学题。我怎么也解不出来；憋得难受的时候，卷子上竟然显露出了答案，竟然是我去年学平面设计的时候拆解图形的方式。

卷子这一关过了，就可以拨通电话号码了。我打过去，地理老师竟然说要再口答一道数学题，才能开始考试。我迷迷糊糊的，不知道考了什么；下一幕我走出教室，陪我来考试的两个同学也不见了。

我在徒步的时候，常常做关于学校和考试的梦。出国的时候是高二，提早结束应试教育，梦却不会放过我。那焦虑仿佛跟随我十几年；准备得再胸有成竹的内容，都会交白卷。我从没梦到过手牵手和闺蜜在花园里聊摇滚乐的日子。如果有树叶，有花园，也是我们讨论考试的地方。

我索性躺到快8点才起床。好像还没开始走路，就已经泄气了。

雨夹雪没有变成冰雹，而是更细小的雪粒。薄薄的一层白雪，黏在草叶上，黏在帐篷顶上。

我才意识到，分水岭上下雪了。那国境线边上的沙漠，才是真正的海市蜃楼啊。人在高处——在美洲的分水岭上——寒冷才是常态。

大陆分水岭是美洲的重要地理分界线，很多行政地图上甚至都有标出。这个地理分界线的位置非常精确，宽度不足一米。它北起于阿拉斯加西部的白令海峡，穿过加拿大的育空地区、加拿大的大分水岭，再穿越美国的落基山脉，一路向南，直到南美洲的最南角。

既然是“分水岭”，西侧的水流向太平洋，东侧的水流向大西洋，那么分水岭本身，一定是没水的。

因为没有水，我今天不敢走太快，担心出汗。还好下过雨夹雪，天空云层密布，并不炎热。

此刻我只有三分之一升水，却要撑整整一天，才有靠谱的水源。

没有水，吃东西也要慎重，太甜、太咸都不行。

我上坡无力，下坡也萎靡。新墨西哥的平均海拔是1700米，我此刻处在2000多米的位置；人在这个高度，就要开始担心高反了。高反的诱因之一，就是脱水。人在高海拔的干燥空气中，回更快消耗体内的水分；可以说大部分跟高反相关的症状，都是由缺水引起的。

喝多了冷风，突然间胃部一阵绞痛。莫非是感染了病原体？是不是鞭毛虫？

对付美国土地上的病原体，我还是颇有自信的。若是真感染了鞭毛虫（水中的寄生虫），大多数人可要腹泻、呕吐；另一种寄生虫，还会导致发烧。我取过了这么多被牛粪感染的水源，哪怕能用净水器完全过滤、受伤、杯子上不沾染一点细菌，也不太可能。

若今天晚上到不了水源，我还能撑一夜吗？

正焦虑时，我闻到了一股烟味。走到山腰侧脊，还能看见白烟。

分水岭的东侧着火了！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步道上看见山火了——只要是在西部徒步，每年不撞见一两次山火，都不算正常。

只是这次，我脑袋混沌，四肢乏力，已经想不到如果火势蔓延，烟雾飘过来，我又没水，该会是怎样的噩梦……

在烟雾尚未飘过的山顶，我被冷风吹得发抖。停下来休息，要披上雨衣雨裤。下山的路上，曾经被山火烧过的树林里，死树横尸遍野，倒在步道中央。我走得更慢了。

一个机灵，突然想“埋宝藏”。可四周空旷，没有什么好的遮蔽处，止得随便找个坡，蹲在后面。事后依然四下无人，肚子却舒服多了。

肠胃问题暂时解决后，我遇到了更大的难题：步道凭空消失了！眼前是一堆没路的荒草，可手机APP告诉我，此刻我就站在红线上。

我从包里掏出纸质版的熊溪地图，和手机上的导航软件反复比对。

CDT的官方路线只有一种，而民间的走法多种多样；比如希拉河谷其实就不在官方步道上，但绝大多数徒步者都会选择这条路作为“备选线路”。而我的希拉高线，更是“备选线路中的备选线路”。

更复杂的是，CDT有两种主要地图（撇开国家林业局的地图不算）。“雷地图”多是民间线路；熊溪地图多是官方线路。这对徒步者造成了极大困扰：雷地图和熊溪地图的使用者几乎无法交流，因为熊溪的红线（主线）有可能是雷的紫线（附属线）；雷的红线有可能根本不在熊溪上；如此种种。昨天我和麦克大叔讨论水源，他用的是雷，我用的是熊溪，两个人对比了很久，才找到某个水源点的位置。

我向东南西北各走了几十米，也没看见任何步道。看来路线本身并没有错；错的只是我对CDT的期待值太高了。

毕竟，没路可走，才是这条“路”的常态啊。

没路，那就按照感觉走。红线显示要攀援等高线，去最近的山头。我就往那高处去。

翻上山顶，果然看见了一条步道。不知从何而起，不知向何处去。走了几步，发现和红线是重合的。好歹有路了。

我顺着“死而复生”的步道下坡，这一侧的山体被几年前的一场山火吞噬，已经没有完整的绿树了。焦黑的树干像被施了咒语的兵马俑，没有弓箭和双手。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我吓得跳了起来。

“我看到着火了！太吓人了！风把白烟吹过来，东边又没有撤退路线，还好我跑得快！我要给妈妈打电话！”

突然冒出一个中年大叔，胡子花白。

他刚才说啥？要给“妈妈”打电话？

大叔在我身后几英里处行走，看到的火势比我见过的更大。说不定我俩是最后从火区走出来的人！

我问起大叔的名字。

“我叫爸爸。” (I’m Dad.)

我的表情一定太过惊讶。他赶忙解释：“我和我老婆没有孩子，所以她叫‘妈妈’，我叫‘爸爸’。”

我的脸一定是更扭曲了。

好在小径情况不错，我走在前，爸爸在后，一路飞奔下山。我们在水源地前2英里扎营，煮饭。爸爸有多余的水，分给我小半升。

“爸爸”是2005年徒步的太平洋山脊。他说的那批步道天使的名字——索夫里，安德森，丁斯摩——我也耳熟能详。天使还是那些人；徒步者的人数却翻了不止十几倍。

听着另一个人上一辈子的人生，我也去过那些地方、见过那些人。这种感觉更是奇妙、错乱。我没有在爸爸的前世出现过。我们只是共享了同一个梦境而已。

爸爸和“妈妈”生活在科罗拉多。他们没有孩子，所以步道上每当有人叫他的步道名，他就像多养了一个孩子一样。

一天没喝水，一天没见人，昨晚刚写过父亲的事情，然后从火区掉下来一个爸爸。

他们所说的“trail provides”, “步道总能给予”，大概就是如此吧。用史铁生的话说，“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早上才走了20米，就发现一道沙漠之门的背后，放置了一个步道奇迹。这奇迹很新，天使应当是刚走不久：鲜红的樱桃、三个熟鸡蛋、两个桃子、还是冰镇的家的了、可乐、啤酒。

步道天使还留了个条子：“如果你们需要补给上的帮助，我可以从派镇把你们接上，带你们去另一个更大的镇子补给。树人。”

我看着这落款，“树人”。问爸爸是否认识这个天使，他说从来没听说过。CDT上不像PCT，这里的天使很零散，服务的周期也短，所以很少有索夫里、丁斯摩那么耳熟能详人人皆知的长期志愿者。

我拿了一个桃子，收下一瓶佳得乐，再往前走了二十米，就看见树荫底下有个绿色的帐篷。是麦克大爷。

我、爸爸、麦克在帐篷附近临时“开会”。我们最终各自选了3种不同的方式去派镇——我会走官方的红线，总共49英里，其中有12英里是高速路。爸爸走备选线路，多为土路，共40英里。而麦克大爷因为上次徒步CDT时走过这段路了，他打算直接让“树人”天使开车载他进城。

（麦克大爷的这种跳着走的走法叫做“走黄线”，“yellow-blazing”，因为公路中间的油漆是黄色的，以走黄线指代搭车。）

派镇（Pie Town）顾名思义，以远近闻名的甜品派闻名。据说那里的甜品店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现在最出名的派是“辣味苹果派”。

派镇很小，只有1个小卖部，1个邮局，1个教堂，1个专门为徒步者设置的青旅，3个卖派的小店，几户常住人家。除此之外，没有餐馆，没有商店，也没有酒店和其他设施。人们开玩笑说，这是个坐在车里“眨一下眼睛就能错过”的小地方。

派镇所在的喀特隆郡(Catron County）是墨西哥人口排名第3的郡，可地广人稀，全郡里竟然一个红绿灯也没有，考驾照的时候还得用假的红绿灯代替。

喀特隆坐拥着世界上第一个荒野区（希拉河谷）、广袤的玄武岩平原、新墨西哥驰名的拱门，却是最反对联邦土地管理的地区。农场主、牧民、猎人是这里的主要居民，他们以暴力反对联邦政府、明目张胆违反联邦法规、“闹独立”闻名。

具体来说，喀特隆的居民反对联邦低价圈地、收购自家土地改造成联邦管理的荒野区。他们也抵抗环保组织——比如环保组织要保护郊狼，但郊狼会吃掉羊和牛等牲畜。这其实并不奇怪——美国最反对环境保护的人，往往就是居住在山野里、最靠近自然的人。稀缺的才美好，故环保是种“城市病”。

再进一步，喀特隆郡的居民也反对大陆分水岭这条“公家”的路线。

所以CDT在这里必须绕道，不能走山野，只能走土路和公路。这已经是居民的“重大让步”了。

我一天都走在野路上，绕着铁丝网和木篱笆。下午十分，步道又不见了。沿着依稀可见的脚印走，地上散落着玄武岩。这里的平原都是火山喷发之后留下的“破火山口”（caldera）。

傍晚的时候没水了，连吃饭的小勺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便折了一小段树枝，充作勺子用。再走一小会儿，看见一个巨大的风车，抽出的水通过一个铁皮排水管，滴到下方的牛井里面。那水管的水滴得很慢，聊胜于无。前几日在沙漠之中，地上还会有巨大的轮胎，里面乘着盐——也是给牛享用的。

人在这富饶的沙漠上，和牲口的地位相当，或是还不如牲口；毕竟，它们是主人、是“本地人”。

在美国的山野文化里，“本地”便是更优越的。这在阿帕拉契亚的深南地区和此刻的新墨西哥州，给我的感觉尤其明显。

“外来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只能算是形而上的追求。若不是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怕是并不能说自己“认识”这片大地的每一个纹路、每一种执拗。

尤其在这沙漠上，客人可以不用羡慕主人，却不能不崇敬他们。毕竟离开这里的人们，不回头的居多；能继续在这里生活的，必是对那风沙适应了的人。这些人不诗话土地，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他们对自然的期待很低，了解却很多。更多的是尊重和妥协。

和这看似贫瘠的土地相处，好似一段精明而艺术的婚姻关系。

我找了片低矮的灌木丛，露天扎营。我裹着睡袋，在手机上打字：“户外于我，首先是一个庇护所、一个精神港湾，其次才是一个游乐场、一个速度与力量的竟争地……我把命运交给土地。于是，在最深的绝望里，往往能遇见最美丽的惊喜。

这里没有牛，地势也高了。周围有树木，更有穿山的冷风。即使许多年后，我也能记得这天晚上的光景。我没有比土地更高，也没有比天更低。一夜里我醒了好几次，凌晨四点之后再也睡不着了。

凌晨五点，我就出发了。缺水、山火、迷路、独行的6天之后，我终于要到达派镇了。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了。

天亮了，我走在一望无际的虚无之间。这是一个巨大的火成平原，平得像一望无际的海面，一点波浪也没有。地上除了玄武岩，还有极北苔原上常见的细细短短的干草。这种干草从地上突起，形成一个个“岛屿”，犹如细软的石头，踩下去，扭一下脚；再踩，再扭。

平原上没有树，只有类似树的灌木。灌木长得再高，它也不是树。树再低矮，也不是灌木。什么是灌木，什么是树，对人类才重要，对它们自己则毫无意义。

平原的远处便是高速公路。我向着公路的方向去，地上没有步道，“路”却无穷无尽。派镇就在盆地的东边；我也朝着东边走，放肆地走，漫无目的地走。我路过牛栏，路过洒满盐地轮胎，路过废弃的圆形水池。

人对这片沙漠的改造，没有什么想象力；沙漠不值得人的想象力。它只值得它自己的广袤无垠。

向东，再向东，终于被一道很长很长的牛栏遮挡了去路。牛栏侧旁，居然有一条狭长的步道。看来大多数人跟我想的一样，走到了他们能走到的边界。在这无穷无尽的平原中，有边界感总是很好的。沙漠若是没有边界，在我心里便也和那些没有边界的城市了无二致了。

午饭是走着吃的。我全身无力。烈日当空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影子都没有。我啃了两个能量棒，打开手机里的音频书。都是提前下载好的几百兆的语音。

刘亮程来了。“我一直觉得扔在我们家房后面那颗从来没人理识的榆木疙瘩，是这个村庄的头。它想了多少年事情。一只鸡站在上面打鸣又拉粪，一个人坐在上面说话又放屁，一头猪拱翻它，另一面朝天。一个村庄的头低埋在尘土中，想了多少年事情。”

萧红说：“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汪国真说：“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

这些人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继续在沙漠之海上飘荡。至少还有除了我自己以外的声音。至少还有明确的方向。

我终于走到了高速路旁边。这条高速向东去阿博克旗，向西去凤凰城和图森。但此刻——2017年5月20日下午1点——这里一辆车也没有。我卡着时间，想在5点之前，到达9英里之外的小卖部。必须争分夺秒。

喀特隆郡的居民要求国家步道不能穿越自家地盘，但是可以丢在公路上。这却给徒步者制造了一个难题：公路本来就不应该是CDT步道的一部分，而是“连结路段”，不包含任何景色，不走公路算作弊吗？

至少在公路上，不用再思考迷路怎么办了。这是走公路的惟一好处。

正当我拖着病脚、气沉丹田、用训练马拉松时那种无聊当中依靠鸡血驱动双腿的时候，一辆车在身边停下了。

摇下车窗的，居然是丹第！

前几天不肯跟我走高线的丹第！一瘸一拐的丹第！跟我同一天出发的丹第！一周之前，我们俩伤员分道扬镳；我还担心他走进了河谷，脚伤恶化，会不会走不出来。

车停下了。开车的，是一个有口音的大汉。

丹第赶忙介绍，这位驾驶员大哥是他在徒步太平洋山脊时认识的老朋友，来自德国。

“我叫树人。你是中国石头吧？”

我讶异他如何知道了我的名字，他却说：“因为你在我的步道奇迹签到簿上签名了呀。”

原来，昨天早上经过的有新鲜樱桃的奇迹，就是树人埋的！树人自己也是今年徒步CDT的嗨客。他的“属性”和我们是相同的。

树人说，他出发早、速度快，已经到达新墨西哥北部的鬼影牧场了。那里离科罗拉多已经很近；再冒进，就会遇到雪山。前几天刚刚下了几尺新雪（连我在新墨西哥海拔低处都遭遇了冰雹），深山里更有雪崩的可能。为了等雪化掉、同时接济一下自己伤残的老友，树人从步道上辗转去了圣塔菲(Santa Fe），租了一辆小车，开回派镇的青旅，住了下来。爱屋及乌。树人天天用这辆小车送补给、拉嗨客、埋步道奇迹，有时还帮助派镇的徒步者去别的城市采购（因为派镇没有买东西的地方）。

徒步者本人成为天使，帮助其他徒步者，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何况这“天使”徒步者还来自别的国家。

树人和丹第把我塞进车里。“若你真的想补这几英里公路，明后天还有机会的。不过我怀疑，你应该是不会回来了。” 树人说。

我们先是去村外的小卖部买了冰棍和冷饮，心满意足后，便直奔“烤箱物”。烤箱屋是一座大木头别墅，连着周围的工房、后院。这里是本地大妈Nita的房产。大妈常年在外工作，直接把房子扔给徒步者使用；前门侧门常年不关。常有附近的步道天使前来帮助采购必需品、打扫房间。

烤箱屋庄园有洗衣机、晾衣杆、专门放冷饮的冰柜，室内还有磁带CD收藏、地图册收藏、老式音响等奢侈品。上下两层楼，十几个床位，若算上地板空间、后院草地，容纳30人不算挤。床位都挺脏，好似被褥也是反复使用，并没有洗过；只是这里是缺水的沙漠，气候干燥炎热，人们也不太在乎，都用自己的睡袋。

房门口吊着徒步者扔掉的鞋子，好似AT尼尔山口挂满靴子的“耻辱树”。这是在这里扔鞋的徒步者饱经沙场，并不是要退出步道的；他们只是在这里收包裹、取新鞋而已。这里的邮局很小，一周内开门时间不到20个小时；好在邮递员很热心，看到嗨客的包裹，都直接送到烤箱屋。

烤箱屋厨房的食材大都是嗨客自己提供的：泡面、方便饭、土豆粉、燕麦片、巧克力酱、花生酱、还有徒步者提前干蒸的杂七杂八的三餐，不喜欢的、吃腻的，就都扔到“嗨客盒子”里，变成别人的晚餐。厨房的另一个嗨客盒子里专门装“非食品”：用扁了的泡沫垫、变质酒精（用作燃料）、气罐、胶布、地图等等。下层是各种口味的茶叶。

烤箱屋里没有什么女生，大家便把最大的床位给我。地上铺着硬纸板，沙发好像几十年没人打扫。我洗澡之后依然把东西摊开，全部洗刷了一遍，再次“占领全世界”。东西刷不干净不要紧；重要的是心里要舒服。清理装备的过场，是一定要走的。

在烤箱屋的第一个晚上，有徒步者取参加镇上邻居的爬梯，在房车里不醉不归，回来之后吵架到深夜。一夜之后，一楼回收站多了二十几个空啤酒罐。好在第二天早上，大家三三两两走去对面吃派，在前厅泡脚、冰敷、研究地图、拆补给盒子，好像啥也没发生过。

我和麦克大爷坐在一楼看书，边吃奇多，边拿出厚厚的地质画册。看完之后再换一本新的。墙上挂着这个路段的地图，端详着欣赏它的美感，对线路一知半解也无所谓。

下午，步道天使门来“看家”，二十天不见得雷达和秘鲁夫妇为徒步者们做了牛排。罗斯威尔先生在展示他的雨裙；缅因麦克在讲越战，和他退伍之后做伐木工、修理工的故事；爸爸常找缅因麦克和我一起聊天，对20几岁美国本土青年话题不感冒……

夜色降临，不知谁把篝火点燃了。树人、迪伦、瞬时姑娘、Roswell等等年轻人围坐在火堆旁。新墨西哥的荒漠上是不能生明火的；禁火令执行得不算强硬，不过大多数人还是免了升火这个步骤，免得把荒草和林子燃着。酒精炉头、木柴等明火，自然是不能使用的。大多数人走到晚上，也没了生火的兴致，倒头就睡。

火光印着树人的脸。他说，他当年是和德国的女朋友一起来走PCT的；可回去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了。他本是来步道上向女友求婚，不料女孩却爱上了一个美国人，还留下来，和美国人结了婚。

树人说他依然爱着前女友，但无法原谅她“毁了自己对PCT的回忆。” “她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并没有支持我。” 

话说回来：虽然知道前女友曾经和自己的好基友丹第打情骂俏，树人却并不生气，还把和丹第的友谊维持到了CDT上。

我想，也只有在大陆分水岭上，才能听见这样的故事了。AT和PCT上新手居多，他们的关注点往往是路途的辛苦。而对于正在走CDT的老兵们，徒步本身已经蜕化成了背景颜色，人和人之间的复杂感情才是徒步的主角。

在东部阿帕拉契亚幽深的森林里，在太平洋山脊雪山脚下的小镇上，或是在大陆分水岭沙漠中的荒僻村落，一个孤零零的房子，一个关于熊的传说，一个游荡的鬼魂，一句经典的笑话，一个必须完成的挑战，一群对北部积雪恐慌的不停查天气预报的人们，一些篝火旁的故事，几个烧焦的牛排，一夜过后多了的空酒瓶，几十个推起来的补给盒子，永远有新“货源”的hiker box，盒子里的书籍和卷纸和止痛片，一个不起眼的捐款箱，厨房里总有人主动洗好的盘子，不用说话的下午和想说话了总有人接话的晚上，吃不完的、总有人帮你吃完的蜜桃派，互相交换口味的方便饭，地质知识和植物知识抢答，签到簿里的诗歌、谜语和笑话，总有人自愿搭起来的火堆，火堆旁越来越多的人影，天上越来越黯淡的星星……

我不知道这个“一眨眼就会错过的小镇”会不会是分水岭的最后一个“漩涡”。前路上，城镇会更大，人们聚拢的可能性更小。步道是一个弹力绳，收紧的时候变窄，散开的时候放宽；绳子上牵着的是同一批相聚又离散的人们。这些人既流行又流浪，古朴到史前，新潮到史无前例。

人在这里，时常问自己：这里是什么地方，这些人是谁，我在做什么。我们都知道，身在此处，问什么样的问题都不过分。这里是无穷远方的集合，更是时间精致的浓缩。这里梦中有星，星上有花，花中有影。

在派镇的第二个全休日，我又有幸做了一回步道天使。

在徒步太平洋山脊的时候，华纳泉Monty大叔是步道天使。全休日，他却拉上我们去干活——在剪刀手山口摆烧烤摊。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步道全休日，也是萨拉的最后一个。

所以，当树人询问有没有人想跟他一起去埋步道奇迹、探访和检查水源状况、慰问徒步者的时候，我迅速答应了。

沿着高速路，我们先是到了CDT官方红线上的火山湖圈地区（Chain of Craters）。标牌很威武，景色很荒凉——基本就是黄沙和杂草，连山的轮廓都没有。这片地区是由几十个小火山坍塌之后形成的大平原，因为沿途高速路太多、步道几乎没有修好、没水，大家都不走这条路线，所以我们沿途一个人也没看到。

探访了官方路线，连高速旁也空无一人，树人便有些失望。对于一个天使来说，他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步道奇迹能服务于他人。

没人在官方路线上，我们便去了另一条备选线路——El Malpais, 西班牙语中的“不毛之地”。在烤箱屋，我就从地质书上读到这块地是个奇观；至于具体有多神奇，还得等过两日自己徒步至此的时候，眼见为实。

时间已经中午了，尘土飞扬的路边上，坐着两个剪影。走进了，才发现是两个年轻人，他们的包很大，脸上挂着疲倦。周围有一棵小树——然而他们并没有坐在树下面乘凉，有点奇怪。

我和树人把车停下，直接把一大冰库冷藏箱搬了出来。二位看到荒野上突然出现的汽车、汽车上过度兴奋的两位陌生人、冰库里的一堆饮料，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两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生——一个人想参军，另一个人钟爱德国文化，想去德国留学。他们都是第一次徒步长距离步道，速度不快，装备很重，但并没有削减他们的兴趣。我和树人更是兴奋，殷勤地递水递饮料，二人连连道谢。

树人来此有更重要的任务。我帮他把冰柜和5加仑饮用水搬到了小树下面，作为“藏水点”。树影遮挡出一片阴凉。树人用绳子把五个大水瓶绑在一起；这样水倒完之后，瓶子依然固定住，不至于被沙漠的狂风吹飞，成为垃圾。

让树人花最多时间的是绑垃圾袋。如果“驿站式”步道奇迹某天被人抨击到不得不消失的境地，多半是因为垃圾袋放置不妥当，成了野生动物的食堂。树人对这点很在意；他希望成为一名有“专业素养”的步道天使，所以这些细节都得做正确，才不会产生垃圾、被人诟病。

树人问二人接下来的线路——哪怕是“不毛之地”，也有好多条备选线路。二人说，先上拱门，再下玄武岩滩。我听得一知半解；树人连连称赞：“这两条路都不好走，但是景色的确是最好的！” 

二位小哥获得了补给，充满希望地出发了。我和树人跳上了车，上了高速路，又很快在“步道”上遇到了一大批人。

这一批人一共六位；其中有人很快认出了我。他说他是我AT好友战歌姑娘的男朋友，我练练惊叫，心想这姑娘终于遇到个靠谱的人了（至少现在看来如此）。因为战歌姑娘的关系，这一行6人都知道我。没想到自己成了“栈道名人”！

因为人多，树人直接拿出了冰镇西瓜、啤酒和可乐；所有人放下背包，性质高涨地站着聊天。他们当中有一对是夫妻；战歌地男朋友是某男生的弟弟；还有沿途遇到的年轻男生“夏尔巴”、一个大长胡子、一个短小精悍的大叔。他们说决定沿着高速路，直接走到下个补给——格兰特市。这和之前两位小哥的选择截然不同，树人却也练练称赞：“很棒的选择，一路依靠着岩壁走！”

我和树人送走6人组，正准备开车去格兰特市的沃尔玛。树人正说着格兰特是个“大城市”，但却荒凉衰败，“你一刻也不会想要多待”，却看见路旁走着一个独行侠。

独行侠的名字是Atlas, “地图君”。他来自瑞典，已经走过一次大陆分水岭了。这次故地重游，只为了选走上次没有尝试的线路。所以，地图君并不在乎自己是否“纯净”地走完每一寸土地，便欣然接受了我们开车带他进城的邀请。

我们来到了格兰特市的中式自助餐，迎面走来一个熟人。两秒钟之后，我和黄刀叔大声惊叫，拥抱在了一起。谁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能在步道上见面。看来黄刀叔和我“分手”之后，他的确加快了步伐；而我主动选择滞后，互相拉开距离。

树人、黄刀叔、地图君和我便坐下来吃了一顿大餐。树人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从装满签语饼（fortune cookies, 包裹着祝福语字条的小饼干）的盒子当中席卷了30几个饼干，准备放进奇迹盒子里。

黄刀叔已经在格兰特酒店区住下了，明天他又要出发，我们的距离增加到了4天，怕是没有遇上的机会了。好在能够见一面，虽不能算“破镜重圆”，但至少是冰释前嫌。一周不见，他的下巴尖了许多，脸上的皱纹颜色更深了，之前圆润的脸显得更加消瘦。我们互道祝福的话语，树人便带我离开了。

我和树人又去了格兰特的沃尔玛进行采购——全是为其他徒步者准备的步道奇迹。回程路上，又遇到一位独行的泰德大叔。泰德叔拿的东西很少；他的惟一请求，是让我们给他的妻子发一条短信报平安。

又在同一条高速上，遇到了中午的6人组。这时，我们已经在沃尔玛采购了品种更加丰富的水果和饮料；这群人看到步道天使第二次“从天而降”，兴奋得要飘起来，“今晚就能走到格兰特！”

验收今日成果：直接帮助了10名徒步者，放置了1处新的步道奇迹，完成采购，检查了新的藏水点，还进城吃了一顿大餐。树人原本说“两小时就足够”得旅途变成了7小时；外加他来回开了100英里的车。

回到烤箱屋，我俩精疲力竭却万分满足。加州老两口、英国巨人、飞鸟和木鱼一行人，也都在这天走到了烤箱屋。丹第提早给好哥们做了墨西哥卷饼；大家围在一个圆桌旁晚餐，好不热闹。

第二天是丹第的生日，树人却要出发、返回鬼影农场继续向北徒步了。

临走前，树人再三嘱咐，要我严格保密步道奇迹的位置，只为给徒步者一个“惊喜”。

他做这些事情，完全是自己掏腰包：从租车、汽油，到购买水果啤酒，再到每天来来回回接送徒步者的时间和精力，树人绝对是付出了超质量的步道天使“职业精神”。更因为他自己是徒步者、了解徒步者所需，所以提供的“义务服务”也更加专业。

在高速公路上，曾有个嗨客想给他捐款，被他拒绝了。树人在德国做的也不是技术型工作，单身汉一个，无牵无挂。他说收入不算多，但“这点钱不成问题”。毕竟，在烤箱屋住着，几乎不用负担住宿费用；汽水等嗨客消耗品，也便宜得很。惟一得大头是租车费和邮费，一天50美金左右。

太平洋山脊南加州路段得甜水镇，索夫里一家两口子，已经服务了徒步者15年。他们贡献出整个庄园，徒步高峰期一天可容纳七八十人。由于地方大、人数多，从进门开始，两口子就设立了“摊位”。1好摊位是签到区。2号摊位是新衣服区和毛巾区（因为徒步者的衣服都是脏的，所以洗澡之后的换洗衣服，也是索夫里提供）。3号是洗澡排队区。4号是包裹区。包裹区充满了整个车库——里面立了7排大架子，好似亚马逊的发货中心，专门放嗨客寄到这里的补给包裹。

索夫里两人忙不过来，就会请一些志愿者帮忙张罗。2014年我来到“徒步者天堂”，两位主人不在家，只有十几个徒步者留宿，3个志愿者把一切张罗得井井有条。

长距步道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徒步者应当给每位步道天使（尤其是贡献自己房子的天使）提供20美金捐款。水费电费补给费维修费食品费都是花销，每人20刀的捐赠是合理的。有的徒步者很穷困，拿不出钱；有的徒步者比较富裕，可以捐得更多；每个人放进捐款箱里的，都是良心许可的数量。也曾有过徒步者没有良心、偷拿捐款箱里的钱的事件，在徒步圈里引起大风波。

可是，索夫里坚决拒绝收取任何捐款。他们家里没有捐款箱；若当面捐赠，二老也绝对不会收。

有很多志愿者劝说索夫里，捐款的环节是必要的。若徒步者无法贡献在“步道天堂”的小额捐款，他们定也付不起那些必要的大额开支——比如抵抗西耶拉积雪的20华氏度睡袋，起码要两三百美金。所以，捐款是一个门槛，一个指标，确认嗨客们有足够的积蓄，撑过太平洋山脊一路的风霜雨雪。

近些年，太平洋山脊徒步者人数暴增，步道天使的义务服务也随之减少。最终，PCT也会像东部的阿帕拉契亚步道一样，出现越来越多收费的青旅、越来越少“白吃白住”的天堂。但此刻，至少在大陆分水岭上，还有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步道天使体系——越来越多的“索夫里”涌现，只因这条线路的徒步者越来越多，文化越来越丰厚，生态越来越健全。

在烤箱屋休息了整整两天，徒步者来了又走，只有几个老伤员，已经住了快一个星期。

另一个德国小哥和女朋友来到——德国人说他在AT上见过我，而我完全不记得了。

灰鸟和木鱼来了；我在PCT上认识的伍迪也来了。希拉温泉认识的瞬时姑娘来了；加州老两口来了；麦克和爸爸还在。树人走了，丹第继续留下……

烤箱屋在派镇惟一的一条街上。街道再往里一点，停着三三两两的房车。这些房车不是用作旅游，而是货真价实的住处。有时候从里面传出打骂声和女人哭泣的声音；嗨客也渐渐不敢再去爬梯了。

走出了派镇，就是黄土漫天的土路。土路没有拐弯，一直通到看不见的远方。从远方的某处右拐，进入山里；从山里出来，就应该是树人埋藏冷饮的那棵小树了。从烤箱屋到小树，起码还有一天半的距离。

早上九点出发，沿着土路直走，好像土路也在走；我从没有动过似的。偶尔一辆汽车开过去，都是去的同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从不见一辆车出来。回头一看，两个姑娘也走在身后，大概一里路的距离。

下午两三点，15英里开外，就是另外一户步道天使——托马斯老两口的家了。

托马斯老两口起码有80岁了。大爷听力不好了，徒步者之间的聊天，他基本听不见，需要奶奶“翻译”。他们是空巢的农场主，有钱有地有时间，但没人陪伴。

二老的庄园里有一个工厂一般大的工作室，客厅、厨房、书房、储藏室全部敞开，几十年的各种古董有条不紊地放置各处。门口墙上是一面偌大地美国国旗。爷爷说话很含糊，我听不太懂；但他是韩战老兵确认无疑。

二老庄园进门处便是水闸，旁边放着“CDT徒步者欢迎取用”的牌子；再走进去，有草坪、室外座椅和餐桌。二老也跟随潮流，准备了一本徒步者登记簿；我是今年第173个徒步者。有很多人没有在本子上签名——他们见爷爷奶奶一唠嗑就停不下来，便取水之后匆匆离开了。

爷爷讲着一个关于“银匠”的故事，大概是银匠十年前徒步过CDT、后来又跟托马斯爷爷重逢的事情。我有种感觉，爷爷今年已经讲这个故事第173次了。

都说“施比受更有福”；托马斯老两口从徒步者身上得到的，也许不必他们给予给徒步者的要少。徒步者的能量，于他们是一种盼头、一种陪伴、一种感受青春的权利。夏天来临，几百人从院子进进出出，夜晚里热闹的谈话声，登记簿上那些被精心阅读和批注的记号，门口“欢迎徒步者”的大牌子……也许我老无所依、孑然一人的时候，也会开个小车，去步道口接济嗨客吧。

从庄园出来，黄土卷起的热浪要把人吞了去。这笔直的黄土地，噬人心智。电线杆变成了五线谱，杂草变成了鲸鱼，散落的易拉罐总像是有水。《一个人的村庄》也让人呆滞，《呼兰河传》的冷风刮不到我身上，《我喜欢出发》可以改名为《我不喜欢走土路》。

过一会儿，车也没有了，云也没有了，风也没有了。

我背着托马斯家的水，不口渴。但灵魂里的某些水草，瘪成了沙漠灌木。

我走着，好似忘了自己是要去哪里。

我好似忘了自己是要去哪里，但还是知道，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

比如道路右边，满满是“私人领地，禁止入内”的牌子，挂在钢丝卷成的栅栏上。

新墨西哥州的枪支法律，可能是美国所有州里最宽松的。联邦法律没有禁止的枪，一律可以购买；其他的州，都或多或少对枪支的型号做出了限制。在这里，购买枪支没有等待期，背景调查宽松，且枪膛大小没有限制。

新墨西哥对枪支的管理很松，对酒精的管理很严，无外乎是因为对私人财产格外在乎。美国最古老的私人财产——土地——更是被当作风水宝地围起来，哪怕里面什么也不生长。

这里不允许外人进入，我却还是在私有土地上搭了帐篷。从派镇出来，已经二十多英里了；大多数人走一天，最多也就是这么个距离。一条土路，连弯也不拐，连公有的土地也没一寸（除了土路本身），我还能睡哪里呢？

我没有心情和经历煮水、吃完饭。草草地吃了几根能量棒，抓了一把坚果，就在帐篷里睡下了。帐篷被矮树丛挡着，从公路上看不见，却面对着看似无垠的牧场。若是有什么人骑着马、开着吉普在牧场游荡，定是能看见我的帐篷。帐篷乳白色，似水母。

一夜无风，我却没怎么睡好。总有车经过，总有像脚步声的声音。一早起来，匆匆收了帐篷，不仅全身酸痛，而且腹中没有力量。

热浪升腾。我脑中有胶水，雾气，浪潮 ——一切粘稠或流动的东西。热浪是矢量，我在原点，它射出一把箭，飞出去，插不进什么东西里。热浪也是空间，是气体，向四周散开，弥漫三维宇宙。非洲和南极从版图上消失了。亚特兰蒂斯露出海面。

在寒风吹彻的高山上，一个人用厚手套捂住了脸套。鼻子处有什么硬而粘稠的东西。是鼻涕被冻住了。可他却可以依然顶着那狂风，身体前倾，倚靠冰镐，在雪地里踉跄着。山顶被云层遮住了，可心没有冷。天寒地冻是一针强心剂，往探险者的体内注射力量。

可是热浪不同。热浪不增加人的力量——它只是在抽取，在析出，在掠夺。它不推动你向前，它也不拒绝你往后。波纹底下，暗潮汹涌。没有去向和来处，没有回音和绝响。

像一口悬浮的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