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皮士与精英之路

我印象中的加州，并不是那么富饶。

2014年的太平洋山脊穿过了加州南部的山脉，经过科罗拉多沙漠西侧，从科恩河向西耶拉内华达山脉的心脏切入。

山脉中零零散散的小城，有的荒凉破败，有的人烟稀少——它们与“黄金西海岸”“硅谷后花园”甚至“优胜美地旅游党”等画面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些加州中部和南部的小镇——Wrightwood、Warner Springs、Agua Dulce、Sierra City、Belder、Chester、Old Station，有的只能勉强算“聚居地”。

以西耶拉山脉北部的Sierra City为例，这个城市曾经是十九世纪末的套金重镇，人口数百；如今只有不到两百人生活在一条主街范围内一公里的山沟里，小镇里只有一两家餐厅、一家酒吧、一个几乎不开门的邮局。

工业结构改革。人口搬迁。州际公路发展。产业动荡。土地资源变迁。政策更迭。

在太平洋山脊和阿帕拉契亚两条路上，我数次与美国最繁华的大都市擦肩而过 — 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波特兰等等在西海岸的PCT沿线；亚特兰大、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在东海岸的AT沿线。

但这些线路为了挽留住那最后一点（哪怕是虚伪虚假的）“荒野感”，同时为了刺激当地经济，往往带着徒步者经过了那个我们不认识的美国。

佐治亚北部的山民世代流传着阿帕拉契亚部落的血液，靠林业和手工业为生，与大山相依为伴，蓝岭的bluegrass的欢快民谣却遮掩不住一个没落的文明的苦难。

弗吉尼亚的心腹除了有游人如织的仙乃度国家公园，还有一个个破败的“Main Street”, 店铺基本不开门，旅馆无人问津，搭车需要面对州际公路上飞驰而过的红脖党。

缅因的穷山恶水，千湖之国，却挽留不住年轻人涌向大城市的狂潮。AT最后一站Monson除了徒步者之外几乎没有游客，几艘游船在缅因的湖岸寂寞地飘着。

长距徒步，不仅仅让我看到了那个通过开车难以看到了美国，更让我认识了那些难以见到的“美国人”。

太平洋山脊上，我的第一个同伴是萨拉。

萨拉笑起来的时候像个二十多岁的小女孩，她在相遇的第一天晚上就试图灌输我们正确的拉伸动作，并标榜她的按摩师执照货真价实。她已经32岁了，和荷兰丈夫生活在波特兰。

年轻的时候，萨拉“非常叛逆” –她搭车横穿了美国 两次，飞到欧洲游学，在荷兰定居并结婚，后来把荷兰丈夫带回了美国。她还曾经在北京四中教书半年，“讨价还价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

萨拉常常跟我辩论番茄是蔬菜还是水果，教我辨认红树林、棉木和沙漠灌木，用她的急救知识和运动学理论帮我调整行走的姿势。

萨拉总是笑着，“在我22岁的时候，爬树的时候摔下来了，结果把腰摔坏了，还送了急诊。” 萨拉顽皮的性格从她的声音里就能听出来。

那时候我在华氏100多的沙漠里走得精疲力尽，需要靠舔背包上的盐渍来补充离子。我把最后的半瓶水分了一半给萨拉，让她继续前行。

之后萨拉说：“那天晚上我走啊走，走啊走，终于在12点之后到了藏水点。” 她在月光下面打开了沙漠的第三道大门，后面是水天使早早放好的几百公斤瓶装水。“我起码喝了两升水，直接打地铺睡着了。”

萨拉在250英里的大熊城退出了，把她的背包送给了奶爸。“我很纠结–我太喜欢徒步了，如果以后能跟Jasper一起完成PCT会更好。”

去年在阿帕拉契亚步道上，我听说了萨拉突然去世的消息。我们的共同朋友“长官”说，她和丈夫Jasper走在傍晚盘山公路上，萨拉说听到了远方海豹的叫声，爬上了公路旁边的围栏，坠落到了悬崖下的俄勒冈99号公路上。

奶爸经常叫我“石头”。

“石头，你今天晚上是不是又要吃垃圾食品啊？”

“石头，我昨晚我的营地太赞了！能看到绝美的夕阳！”

“石头，我改主意了。我要继续走下去，走到加拿大。”

奶爸性情儒雅、能言善辩、谈吐温软，颇有绅士君子风范。同行的稍上了一点年纪的大妈们都特别吃他这一套。

每当听到某种鸟叫，被一朵小花挡住去路，或是被什么生物吸引了眼球，奶爸总便要向我们进行一番地质、地理、生物、生态各种的科普。

有一次，我试图探求验证一下他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便事先查好了一种花的名字，在路上故意考他。““奶爸，最近见到了不少这种花，你知道它叫啥名儿吗？””

当奶爸淡定地吐出一串我听不懂的拉丁文名词时，我才意识到，他的植物学水准无从考证了。

徒步者的生活，说精彩也精彩，说单调也单调。重复，重复，重复，就是每天的唯一主题。奶爸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见到美景、吃到美食，他都要颇为夸张地措辞、大肆渲染、极力赞叹。我和卡洛斯取笑他这是有——“宇宙高潮成瘾症”。

“啊！看看远处（洛杉矶城）的那些苦命的人们啊——我们太幸福了！”

“啊！我在过沙漠的时候啃了一个苹果，真是明智的决定！”

“啊！石头，你给我的那瓶啤酒太棒了，简直就像我这辈子喝到的第一瓶啤酒！”

与此同时，奶爸也丝毫不会掩饰他的愤怒和惋惜：

“唉，好好的土地上，却插了这么多人造的风车，真是可惜了！”

“唉，栈道上不是不能骑自行车的吗，怎么还有这么多车印？！”

“唉，又是一片被火烧过的森林……”

奶爸曾经就供职于某知著名投资银行数十载，事业有成业绩成功，经常受到表彰，在俄勒冈甚至有一片私人领地，可以算是一个世俗定义中的““成功者”了”。

在那个生活里，他西装革履，出现出没于各种名流场所，以他翩翩君子的姿态和乐观机智的谈吐打动其他的精英。

可是，奶爸却选择了提前退休，离开他熟悉的名利场，“且放白鹿青崖间”。他常常谈起自己他更喜欢的一些工作：

比如，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他曾在蒙大拿的山林里当野外消防员，扑灭森林大火；

比如，每个夏天，在华盛顿州的户外夏令营，他带小朋友们在野外露营、辨别各种蜈蚣；

比如，他曾经骑自行车穿越过法国和美国西部的海岸线，也曾从西雅图一路向东，翻越落基山脉，一直骑到了黄石国家公园；

比如，他14岁时，他就在没有大人监护的情况下和小伙伴第一次在山林里露营，自此走上户外的不归路……

在奶爸帐篷里最难忘的经历，是那次加州的大风。

我、奶爸、卡洛斯、“装备婊”和我一行四人，蜷在奶爸的双层帐篷里，坐着聊天。我们的营地临近一处山崖，正临风口，气罐连火都打不着。

于是，我们就把炉头藏在大树背后，四个人组成一道““人墙”，肩并肩手挽手挡住背后的狂风，轮换每个人的器材来烧水。

饭煮好了，我们就哆嗦着捧着钛合金做的小锅，骄傲地向彼此推荐自己煮的热汤。

山崖下不远就是的地方，有一条寂寞的高速公路，在夜色中形成俨然了一条光芒的蛇。这条蛇会一直爬到洛杉矶，融入光芒的海洋。

此时此刻，我们离人世那么近，却又感觉是那么远，远得好像地球上只之剩下我们四个人。

任凭狂风呼啸、天倾地陷，奶爸的帐篷就是我们的避难安身之所。

“悬崖”，居住在奥斯丁旁某有机农场的“神秘男子”，熟知所有无痕山林条款，一丝不苟地捡起栈道上每片视线范围之内的垃圾。悬崖常跟我们讨论吃过的果核应不应该仍在林子里、抄近路的诸多害处、塑料的降解速度等等。悬崖很帅，却惋惜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我可以被称为，恩，一个小偷。”

“里程碑”，从监狱刚刚出来不久，据说PCT的指南书都是他还在蹲守的时候订阅的，“天天在房间里画徒步时间表。” 每次问起他是什么原因入狱，都会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不过我们唯一记得的就是他每次会在每个步道里程碑喝上一瓶啤酒，以及他除了“犯罪记录”之外毫无瑕疵的徒步伙伴形象。

“半英里”，低调而温柔的爷爷，南加州最早的一批网络工程师之一。十年前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每年夏天走一段PCT，并且用GPS记录下线路地图。十年后，他把完整的PCT路线数据制作成路线图，放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对外公开、免费下载。

“小伙计”，年仅6岁的小男孩克里斯蒂安，和父母一起徒步PCT。他在2013年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阿帕拉契亚步道完成者，企图在8岁之前徒步完成“三重冠”。很多人对他父母的初衷表示怀疑，“栈道流言”也偶尔提到父母吸大麻的事件。

卫斯理，我在科罗拉多步道上相遇的伙伴，爬过科州58座13000英尺以上山峰的户外爱好者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其实有残疾。在2014年年初，卫斯理遭遇车祸，被迫退学，他在四个月后站在墨西哥国境线上，开始了太平洋山脊的征程。现在的卫斯理是科州某机构的设计师，已经结婚。

高中生，牧师，猎人，刚失业的人，无业游民，压抑，工程师，退休的银行家，企业高管，摄影师，设计师，医生，码农，教师，按摩师，自由职业者，作家。

人一旦走进了山林，社会所给予他的标签就不那么重要了。年薪两万和年薪两百万的人可以在同一个营地谈笑风生，痞子和书生可以做推心置腹的朋友，刚毕业的年轻人和已经退休的老人可以共享一个目的地。

不管你是小有建树，还是生活拮据，在栈道上，你就只是一个走路的人。

用亿万年前祖先们习惯的姿态行走，好似一场盛大的迁徙。

在准备太平洋山脊和阿帕拉契亚的两年里，我曾经在四个餐馆打过工。

这四个餐馆是：达拉斯北部的某全素食餐厅，老板是河南人；达拉斯北部的某日餐/烧烤店，老板是越南人；奥斯丁的台北小馆，老板是台湾人；奥斯丁北部的某日餐店，老板是广东人。

在打工的时候，我认识了精明的上海外卖员，熟悉奥斯丁几角旮旯的每条街道；

聪明过人的调酒师姑娘，年轻的时候因为工程师项目差点进入军队就职，却因跑步不达标而无缘这一切，过目不忘的能力在餐饮业也是相当实用；

曾经是数学老师的女服务员，“我不教数学了，是因为我曾经一直骗自己，这些孩子需要学数学，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从墨西哥偷渡过来的厨房伙计，老是把东西烤焦，也经常在我的脸书点赞；

有点神经兮兮的大妈明华，号称经常去攀岩，不过不让我模仿，“会培养坏习惯”；

漂亮精明的越南妹妹，每次都抢占“好客人”的桌子，让别的服务员颇有微词；

手臂上都是纹身的帅气寿司师傅，总是对人颇为照顾；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还要拿其他人开涮……

我了解的美国，是由这样一条条山里的路、这样一个个城里的人组成的。

他们与我无关；他们与我息息相关。

我对他们，或是它们，没有特殊的热爱 ——他们是我毕业三年以来人生的过客，若不记下来这些故事，怕两年之后我就会忘记，好像这段故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是美国以这样的形式存在着。不管它属于谁，是什么“主义”，是什么颜色（蓝或红），是什么方向（左和右），它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更不是一个用三言两语、一张选票就能扯清楚“政治正确”或是“政治不正确”。

同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反智主义、民粹主义、嬉皮士、左倾、精英政治等等标签之外，在一个个巨大政治利益背景之下，都有那么一两个案例，和你心中最“舒服”的那个标签，从小到大最接受的那个观点，恰恰相反。

也许，除了“睁开眼，站起来，走出去”之外，再无良方。

此刻，面对着德州中部城市上空的漫天繁星，我把啤酒加上了冰，打开爵士乐。

所有的回忆都会入梦。明天，太阳照常升起。